楔子
家宴上，外公放下筷子，环顾一圈，忽然指着我说：“老二家的丫头，你那套四居室空着也是空着，给你表弟当婚房吧。”
满桌亲戚纷纷点头附和，我妈低头扒饭，我爸攥紧了拳头却没吭声。
我放下汤勺，慢条斯理地问：“外公，您说把房子给表弟——是哪位孙子跟您许诺的？”
热闹的饭桌瞬间安静下来。
第1章 谁许的诺
“你说什么？”
外公浑浊的眼睛盯着我，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似乎没听清我刚才说的话。
我擦了擦嘴角，把餐巾纸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碗边，动作不急不缓。包厢里空调嗡嗡响着，圆桌上十几道菜还剩大半，红烧鱼的汤汁凝固了一层薄油，水晶肘子已经凉透。窗外是六月傍晚的暑气，玻璃上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能隐约看见楼下马路上堵成长龙的车辆。
“我说，”我抬起头，看着外公那张布满老年斑的脸，“您让我把房子给表弟，总得有个说法吧？是谁跟您说的，我那套房子可以拿出来送人？”
大舅妈放下了手里的筷子，不锈钢碰到瓷碗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她坐在外公左手边第三个位置，烫着卷发，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真丝短袖，胳膊上的金镯子随着动作晃了晃。她用筷子尾端戳了戳大舅的胳膊肘，嘴角往下撇了一下，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从小到大，每次她这样撇嘴，接下来准没好事。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大舅妈开口了，嗓音又尖又亮，像是用指甲刮玻璃，“你外公说句话怎么了？长辈说句话你还顶嘴？”
我没有看她，目光始终落在外公脸上。
外公今年八十三了，头发全白，脸上的皮肤松弛得往下坠，眼袋像两个干瘪的口袋挂在眼睛下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用白线缝着另一颗不配套的蓝色扣子。他年轻时在县城机械厂当了一辈子车间主任，退了休之后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家族群里转发养生文章，或者打电话叫这个子女回来、那个孙子过去，把一大家子人支使得团团转。
在苏家，外公说的话就是圣旨。
至少在小辈们面前，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直接反问回去。
“我没顶嘴。”我的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点笑意，“我就是问一句，是谁跟外公说的，我那套房子可以给表弟？”
“你这叫没顶嘴？”大舅妈的声音又提高了一个调门，脸涨得通红，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外公这么大年纪了，你让着他点能怎么着？你一个丫头片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表弟结婚是大事，你帮一把怎么了？你——”
炒股配资加杠杆“妈。”表弟苏明宇终于开口了。
他坐在大舅妈旁边，从开席到现在一直在玩手机，面前的骨碟干干净净，几乎没怎么动筷子。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潮牌T恤，袖子卷到肩膀，露出胳膊上一片模糊的纹身。头发烫成了微卷，染着深棕色，左耳戴着一颗小钻石耳钉。
他叫了一声“妈”之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表情有点尴尬，但眼神里又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期待。那种眼神我见过太多次了——小时候他想要我的新文具盒，初中时他想要我攒钱买的MP3，大学时他想要我那台笔记本电脑，每次都这样，先假装不好意思，然后他妈一开口，他就心安理得地等着拿。
“姐，”他说，“外公也是好意，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铁观音已经凉透了，涩味直冲喉咙，“我就问一句，是谁跟外公许的诺？”
包厢里安静了大概有十秒钟。
外婆坐在外公旁边，一直在摆弄面前的碗筷，把筷子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她穿着碎花短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黑色发夹别在耳后，手上的皮肤像揉皱的宣纸。她抬眼看了我一下，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开了。
我妈在桌子底下用膝盖碰了碰我的腿。
我转头看她，她正低头扒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地夹起来往嘴里送，好像那碗白饭是什么绝世美味一样。她的筷子在微微发抖，眼眶泛着红，但始终没有抬头看任何人。
我爸坐在我妈旁边，右手攥着拳头搁在桌面上，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来，像蜿蜒的蚯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县城开了二十年出租车，从捷达开到桑塔纳，从桑塔纳开到现在的电动车，头发从浓密开到稀疏，脊背从挺直开到微驼。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忍，忍单位领导的刁难，忍街坊邻居的闲话，忍亲戚们的冷言冷语。
“苏棠挣的那点钱，买套房子容易吗？”我爸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包厢里听得很清楚，“首付我们两口子掏空了积蓄，月供她自己还，一个月七千多块，还了三年了。她自己在广州租房子住，这套房子租出去收的租金还不够还月供，每个月还要贴两千多进去。”
他顿了顿，端起面前的啤酒杯喝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你们一张嘴就要她把房子给明宇，凭什么？”
“凭我是她外公！”
外公忽然拍了桌子。
茶杯跳了一下，茶水溅出来，在白色桌布上洇开一片浅褐色的水渍。服务员站在包厢门口探头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
“我活了八十多年，还没见过哪个小辈敢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外公的手拍在桌上，枯瘦的手指指着我的方向，“你那套房子一百四十平，四室两厅，你一个人住得过来吗？你表弟要结婚，女方家里嫌房子小，九十平的两居室，将来生了孩子都转不开身。你当姐姐的，帮他一把怎么了？”
“外公，”我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那套房子是我买的，首付是我爸妈攒了一辈子的钱，月供是我自己在还。您说帮一把，这个‘帮’字，是谁替我应的？”
“你这叫什么话？你——”外公的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利索了。
“外公您别生气。”我依然笑着，笑容淡得像冬天早晨的日光，薄薄一层铺在脸上，没有半点温度，“我就是想弄清楚，今天这顿饭，到底是谁攒的局？是谁跟您打包票，说我苏棠一定会乖乖把房子交出来？”
我的目光从外公脸上移开，缓缓扫过桌上的每一个人。
大舅低头喝酒，酒杯举得高高的，挡住了半张脸。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领子竖起来，袖口的标签还没拆。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常年修车留下的黑色油渍，怎么洗都洗不掉。他在县城开了一家汽修店，生意不咸不淡，前年还找我爸借了五万块钱，到现在只还了两万。
二舅坐在大舅对面，慢条斯理地剥着虾壳，把虾仁完整地挑出来，蘸了蘸姜醋汁，放进嘴里慢慢嚼着。他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县教育局当了个小科长，是苏家唯一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他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表情淡淡的，好像这场争执跟他毫无关系。
小姨坐在我妈旁边，面前放着一杯橙汁，喝了一半。她的嘴唇动了动，看向我，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愧疚。她比妈妈小八岁，今年四十出头，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小时候她最疼我，每年过年都会偷偷给我塞压岁钱，比别人多塞两百。但此刻她只是抿了抿嘴，什么都没有说。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大舅妈身上。
她的眼神躲闪了一下，但很快又理直气壮起来，挺了挺胸脯，金镯子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你看我干什么？苏棠，我跟你说，你外公这是为你好。你一个姑娘家，在广州那种地方打拼，谁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给你表弟住怎么了？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还能给你养老呢！”
“大舅妈，”我轻轻笑了一声，“我那套房子买在广州番禺，去年买的，网签价二百八十万，首付三成加上税费和中介费，一共花了一百零几万。月供七千二，贷了三十年。您说给我表弟当婚房——那我问一句，月供谁还？”
大舅妈张了张嘴。
“还有，”我打断了她还没来得及出口的话，“那套房子现在出租，月租金四千五，我自己每个月补两千七。如果给明宇当婚房，先不说月供的事——这每个月两千七的缺口，谁补？”
“你不是说你年薪——”
大舅妈脱口而出，话说到一半才意识到不对，猛地闭上了嘴。
包厢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滴答。滴答。滴答。
我慢慢靠回椅背上，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忽然松了。
终于说出来了。
这就对了。
他们知道我挣多少钱。
他们算过了。
“原来如此。”我点了点头，声音很轻，“我年薪多少，你们打听得很清楚。”
没人说话。
我爸的拳头攥得更紧了，骨节发白。我妈终于抬起了头，眼眶通红，嘴唇颤抖着，想说点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看着我妈那双泛红的眼睛，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
她这辈子都在为娘家活。外公一个电话，她连夜坐六个小时大巴赶回去。外婆住院，她守在病床边半个月，大舅妈去送了两顿饭就说自己腰疼。二舅要买房，她把家里的存折送过去，连借条都没让打。小姨开店亏了钱，她偷偷拿我爸的工资补了两年窟窿。
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全部，到头来，她的女儿还要被逼着把房子拱手送人。
而最让我寒心的是——刚才外公拍桌子的时候，我妈甚至连一句维护我的话都没敢说。
她在怕什么？
怕外公生气？怕亲戚们的闲话？怕被人说不孝？
“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站起来，从包里拿出手机，“那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解锁屏幕，点开通话记录，翻到三天前的那个号码。
“三天前，二舅给我打过电话。”
二舅剥虾的动作停了一瞬。
“二舅说，外公身体不好，想我了，让我周末回来吃顿饭。”我把手机屏幕亮给所有人看，那通电话的通话记录清清楚楚，“我还特意问了二舅，是不是有什么事？二舅说没事，就是想我了，一家人好久没聚了。”
二舅放下虾壳，用餐巾纸擦了擦手指，动作优雅从容，好像只是在整理仪容。他扶了扶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平静地看向我，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是，我是给你打过电话。”
“那您当时怎么不说，是要我把房子给表弟？”
“你回来一趟，当面说不是更好？”二舅的语气轻描淡写，“电话里说不清楚。”
“是说不清楚，还是不敢说？”
二舅的嘴角往下拉了一毫米，几乎察觉不到的变化。
“苏棠，”他说，“你这话就有点难听了。”
“难听的话还在后头呢。”我把手机收起来，站直了身体，看着这一桌子所谓的亲人，“今天这顿饭，从一开始就是摆的鸿门宴。你们商量好了，把我叫回来，让外公开口，拿长辈的身份压我。你们觉得苏棠心软，苏棠不好意思拒绝，苏棠是个姑娘家，迟早要嫁人，房子留给苏家的男丁才是正道。”
我说完这段话，包厢里安静了足足有半分钟。
没有人反驳。
没有人解释。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
外公的脸色从涨红变成了铁青，胸膛剧烈起伏着，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外婆伸手去拍他的背，被他一把挥开。
“外公，”我看着他的眼睛，“从小到大，您在苏家说一不二。您说让谁读书就让谁读书，您说让谁学手艺就让谁学手艺，您说谁有出息谁就有出息，您说谁是废物谁就是废物。我考上大学那年，您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一个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迟早要嫁人。”
外公的眼睛猛地瞪大了。
“苏棠！”大舅站起来，指着我，“你怎么跟你外公说话呢！”
我没理他。
“后来我去广州，第一份工作月薪四千块，租在城中村，隔断间，七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衣服塞在行李箱里。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挤地铁三号线，从番禺坐到天河，通勤两小时。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回到出租屋连洗澡的水压都不够。”我的语速很慢，很稳，“那时候没有一个亲戚给我打过电话。过年回来，大舅妈说我在广州打工，跟流水线上的厂妹没区别。外公说我不听话，迟早要撞南墙。”
大舅妈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后来我换了工作，工资涨了，慢慢攒了钱。前年跳槽到现在这家公司，年薪涨到了你们打听的那个数字。去年买房，首付我爸妈掏了四十万，是他们这辈子所有的积蓄。我自己攒了六十万，每一分都是加班加出来的。”
我拿起桌上的手机和包。
“这房子，是我和我爸妈的血汗钱。谁许诺的找谁要去，谁应承的让谁给。我苏棠不欠苏家任何人情，也轮不到谁来替我大方。”
说完我转身就走。
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一声尖锐的摩擦声。
“苏棠！你给我站住！”外公在身后怒吼。
我没有回头。
走到包厢门口，我顿了一下脚步，侧过头，看向一直沉默的表弟苏明宇。
他坐在位子上，脸上有一种复杂的表情——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更像是一种如释重负。好像我拒绝了这件事，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个表情让我愣了一下，但当时我没有多想。
“明宇，”我说，“你要是真缺婚房，可以跟你爸妈商量，别拿外公当枪使。”
“我没有——”他猛地抬头，想辩解什么。
但我已经推开门，走进了走廊里。
身后的包厢里传来一片嘈杂——外公的怒骂声，大舅妈的尖叫声，我妈压抑的哭声，还有碗碟碰撞的哗啦声。
我没有停步，踩着不疾不徐的步子穿过走廊，推开餐厅的玻璃门，走进了傍晚的热浪里。
六月末的夜风裹着湿热的潮气扑面而来，带着烧烤摊的炭火味和栀子花的甜香。街上人来人往，有人牵着孩子散步，有人在路边摊喝啤酒，有人骑着共享单车按着铃铛飞驰而过。
我站在餐厅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
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我妈发来的，只有四个字：
“棠棠，对不起。”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街灯在屏幕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然后我收起手机，沿着马路往前走。走了大概几百米，眼泪忽然掉下来。我抬手擦了，继续走。又走了几步，眼泪又掉下来。
索性不擦了。
就让它流吧。
反正天黑了，路上没人认识我。
第2章 从前那个家
我坐在马路边的花坛边上哭了大概有十分钟。
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红色粉色挤成一团，花瓣被路灯照得有些发紫。一只橘猫从灌木丛里钻出来，蹲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歪着脑袋看了我一会儿，大概是觉得这个人类哭得太无聊了，打了个哈欠又钻回去了。
手机一直在震。
家族群里炸了锅。
大舅妈连发了七八条六十秒的长语音，我不用点开都知道她在说什么。二舅发了一段话，措辞滴水不漏，大意是“今天的事大家都有不对的地方，苏棠你也别太冲动，回来好好说”。小姨私聊给我发了条消息：“棠棠，今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你外公就是老糊涂了。”
我回了一个“嗯”。
又过了几分钟，小姨又发了一条：“但是你也别太冲了，你外公那个年纪的人，思想拗不过来的。你硬顶他，气出个好歹来，最后还不是你妈受罪？”
我看着这条消息，哭得更凶了。
因为我小姨说得对。
我今天摔门走人，爽是真的爽。但等这口气缓过来，我妈在家里的日子会更难过。外公会把今天受的气全撒在我妈身上，大舅妈会添油加醋，二舅会在旁边不动声色地敲边鼓，所有人都会觉得是我妈教女无方、是我妈不会教育孩子。
在苏家，女儿犯的错，永远要算到母亲头上。
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懂。
七岁那年，大舅的儿子苏明宇——就是今天要婚房的那个表弟——把我的芭比娃娃的头拧了下来。我去找外公评理，外公说：“你是姐姐，你让着他。”
我不服，跟他吵了几句。
外公没有骂我，他把我妈叫过去，指着她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你生了个什么玩意儿，一点教养都没有，跟你一个德行。
我妈低着头，一声不吭，眼泪砸在地板上，一滴一滴的，像漏水的水龙头。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卫生间里哭，我爸在外面敲门，她不开。后来我爸踹开了门，发现她坐在马桶盖上，用毛巾捂着嘴，哭得浑身发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跟外公顶过嘴。
至少在苏家人面前，我学会了闭嘴。
我妈叫赵秀兰，是苏家四个孩子里的老三。老大是大舅苏建国，老二是二舅苏建民，老三是我妈，老四是小姨赵秀英——不对，小姨叫苏秀英，我脑子哭糊涂了。
外公重男轻女到什么程度呢？我姥姥生我妈的时候，外公听说是个女儿，掉头就走，看都没看一眼。三天没回家，住在厂里，同事问他怎么不回去看看媳妇孩子，他说：“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看的。”
我妈的名字“秀兰”，是我姥姥起的。外公觉得女儿不值得他费心起名。
我妈五岁开始学做饭——踩着小板凳才能够到灶台。大舅二舅在外面疯跑玩，她在厨房里择菜洗碗，够不到水龙头就一瓢一瓢从水缸里舀水。冬天手冻得通红，生冻疮，肿得像胡萝卜，外公说：“别那么娇气。”
她上学上到初中，成绩很好，全班前三名。外公说：“一个丫头读那么多书干嘛，回来帮你妈干活。”于是她辍学了，去镇上的服装厂当缝纫工，一个月挣二十八块钱，二十块交家里，剩下八块自己留着买卫生用品。大舅上高中，学费是她出的。二舅复读两年，补习费也是她出的。
后来她认识了我爸，我爸当时在机械厂当学徒工，人老实、肯干、话少。两个人处对象处了两年，我爸攒了三百块钱彩礼去苏家提亲。外公嫌少，要一千。我爸又攒了一年，凑了八百。外公说八百就八百吧，但有个条件——我妈嫁出去以后，每个月还得往家里寄钱，直到两个哥哥都成家立业为止。
我爸当时年轻气盛，当场就想翻脸。是我妈拉住了他，在桌子底下死死攥着他的手，指甲掐进他的肉里。
她怕。
她怕自己嫁不出去，怕失去我爸，怕这辈子都要困在那个家里当牛做马。
他们结婚那天，外公连酒席都没摆，就两家人吃了顿饭。我妈穿着红棉袄，坐着我爸借来的自行车，被接到了我爸那间二十平米的单位宿舍。进门的时候，我爸哭了，觉得自己太委屈她了。我妈没哭，她笑着说：“好歹咱们有自己的家了。”
那个“自己的家”，是一间筒子楼的顶层，冬冷夏热，厨房和厕所跟三家共用。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下雨天屋顶漏水，拿脸盆接着，滴答滴答响一整夜。我妈半夜起来倒水，绊了一跤，膝盖磕在门槛上，青了一片。
她没舍得去医院看，贴了块膏药，第二天照常去上班。
婚后第三年她怀了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在车间站着干活，一天站十个小时，脚肿得穿不进鞋，就趿拉着拖鞋去。车间主任看不过去，让她提前休产假，她不敢——怕扣工资，怕外公知道了说她不往家里寄钱。
我出生那天，外公外婆来医院看了一眼。护士抱着我出来，外公问了句：“男孩女孩？”护士说：“女孩。”
外公转身就走了。
我妈坐月子，我爸请了半个月假伺候她。外婆来了两天，被外公叫回去了，说家里没人做饭。大舅妈倒是来了一次，带了一袋红糖，坐了十分钟，说了句“女孩也挺好的，长大了能帮家里干活”，然后就走了。
我满月那天，我妈给我取名“苏棠”。我外婆说这名字好听，像海棠花。外公说：“花里胡哨的，取那么好看有什么用，又不是男娃。”
我三岁之前，印象里就没怎么见过外公。他不来我家，我们也很少回去，逢年过节回去一趟，我妈大包小包拎着东西，外公连正眼都不看她一眼。
直到我三岁那年，有件事改变了我妈在我外公家的地位——我爸的单位改制，他从机械厂的学徒工变成了正式工，工资涨了一大截。又过了几年，他攒够了钱，考了驾照，辞了厂里的工作，买了辆二手的捷达跑出租。
那时候在县城，出租车司机是个挺体面的职业，收入稳定，时间自由，比工厂里干活强多了。我爸起早贪黑地跑车，一个月能挣三千多块，在那年头的县城，这已经是高收入了。
我外公对我妈的态度变好了那么一丁点。
但也就是一丁点。
从“你回来干什么”变成了“你回来带东西了吗”。
我八岁那年，小姨出嫁。小姨是苏家最小的女儿，长得最漂亮，嘴也最甜，是外公唯一一个稍微上点心的女儿——但也只是“稍微”。她的嫁妆是外婆偷偷攒的，外公给了八百块钱，说：“够多了，你大姐当年一分没有。”
小姨嫁了个开小卖部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小卖部被人骗了货款，差点倒闭，是我妈偷偷拿了三万块帮她填的窟窿。三万块，在二十年前是一笔大钱，够在县城买小半套房子了。我爸知道这件事之后沉默了好几天，最后说了一句：“她是你妹妹，帮就帮了吧。”
我十二岁那年，外婆生了一场大病，腰椎间盘突出，疼得下不了床。大舅妈说她要上班没时间，二舅妈说她要带孩子走不开，小姨刚生了孩子也在坐月子。最后是我妈辞了工作，在医院陪了四十天，端屎端尿、擦身翻身、喂饭喂药，瘦了十二斤。
外婆出院那天，外公给我妈塞了五百块钱，说：“辛苦你了。”
我妈把钱推回去了，说：“我妈好了就行，钱不要。”
她不是不心疼钱。那时候我爸的出租车生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私家车越来越多，打车的人越来越少，一个月能挣两千块就算不错了。我上初中，学费、书本费、补习费，哪样不要钱？我妈辞职之后在家附近的超市打零工，一个月一千二，每天站十二个小时，回家脚底板磨出水泡，自己拿针挑了，第二天接着站。
但她还是没要那五百块钱。
她觉得那是娘家对她的认可——你看，我把妈照顾好了，我爸给了我五百块钱，他认可我了。
她这辈子都在追着那点认可跑，像追着一根永远够不到的胡萝卜。
后来我考上了广州的大学，苏家第一个本科大学生。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妈哭了，哭得比我考上大学还高兴。她把通知书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进塑料袋里，外面又套了一层牛皮纸，放在柜子最高那一层——怕受潮，怕虫蛀，怕弄丢了。
她说：“棠棠，你出息了，妈这辈子就值了。”
我爸那天喝了半斤白酒，醉醺醺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去广州好好读书，爸供你。”
外公打电话来，说了句：“女孩子跑那么远干嘛，读个师专当老师多好，离家近，将来还能照顾家里。”
我妈没接话，把电话挂了。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我妈主动挂外公的电话。
她挂完电话之后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句：“棠棠，你去广州，别回来。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把自己顾好就行，别管家里。”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但语气特别坚定，坚定得像在宣誓。
我以为她终于想通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没有。
她只是把那种“想通”留给了我，自己还是困在里面出不来。
我去广州之后，我妈照样隔三差五被外公叫回去干活。外婆身体不好，每次住院都是我妈伺候。大舅家要修房子，她和我爸去帮了半个月的工。二舅家的孩子上补习班，她出了一万块的学费。小姨开店亏了钱，她又偷偷补了两万。
这些事情她从来不跟我说，是我过年回家从小姨嘴里套出来的。
我问她图什么。
她说：“他们是我的亲人。”
我说：“他们把你当亲人了吗？”
她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忘不掉的话——“棠棠，妈这辈子就这样了，改不了了。但是你不一样，你不用学妈，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
那天晚上我失眠到凌晨三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句话。
她什么都明白。
她什么都懂。
她知道苏家人在利用她，知道外公偏心，知道大舅二舅从来不把她当回事。她不是糊涂，她是清醒地痛苦着、清醒地付出着、清醒地困在原地打转。因为她从小就被驯化成了这样——母羊被拴在木桩上，就算解开了绳子，它也不会跑，因为它的心里还拴着那根绳子。
我不能做那只母羊。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
手机又震了一下。
是我爸发来的消息，很简短，是他一贯的风格：“别理他们，你的东西是你的。爸支持你。”
底下又发了一条：“你妈哭了一会儿，现在好了。你今晚住哪？别乱跑，注意安全。”
我回了一条：“住酒店，没事的，您放心。”
我爸秒回：“好。有事打电话。”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好一会儿，刚止住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我爸这辈子吃了苏家多少亏，他比谁都清楚。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跟我妈吵过架，因为他知道我妈够苦了，他舍不得让她更难做。他唯一一次发火，是今天，在饭桌上，当着所有苏家人的面，说“凭什么”。
我知道他那句“凭什么”憋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外公跟他说，彩礼可以少一点，但条件是婚后我妈还得往娘家寄钱。他当时就想掀桌子，是我妈拉住了他。
二十年后，他女儿也被人逼着往娘家吐东西。
这次没有人再拉着他了。
手机又震了，是表弟苏明宇的私聊消息。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开了。
“姐，对不起。今天的事不是我的主意，是我妈和外公商量的。我跟他们说了不要这样，他们不听。我也没想要你的房子，我有手有脚，我自己能挣。你今晚别住酒店了，我在城南有套小公寓，钥匙在门口地毯下面，你去住吧。没人知道那个地方。”
我愣愣地看着这条消息，半天没回过神来。
苏明宇。
那个小时候拧掉我芭比娃娃脑袋的熊孩子，那个从小抢我东西抢到大的表弟，那个今天在饭桌上从头到尾没帮我说过一句话的窝囊表弟——
他居然有另外一面？
我没有回他，也没有去他说的那个公寓。我打了个车，去市中心定了一间酒店。
洗完澡躺在床上的时候，手机又震了。
这次是小姨发来的长消息。
“棠棠，今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饭前我听见你大舅妈在跟外公商量，说了你买房的事，说了你年薪的事，说得特别详细，连你每个月工资多少奖金多少都知道。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但我没敢跟你通风报信。我怕你大舅妈知道是我说的，以后在家族里挤兑我。
我自己也是女儿，我知道那种被当外人的感觉。但我不敢反抗，因为我在苏家没地位，我开店亏钱的时候，是你大舅妈借了我五万块，利息比银行还高，但我只能跟她借，因为别人都不借给我。
棠棠，姐（她说的是我妈妈），她这辈子太苦了。你今天说的那些话，虽然冲了点，但都是大实话。只是以后别这么硬顶了，你妈在中间难做。你要是心里不痛快，跟小姨说，小姨帮你骂他们。
你大舅妈这个人吧，心眼不坏，就是太精了，什么都想算计。你二舅是笑面虎，表面上看最讲理，实际上最阴，今天这个局八成是他的主意。你外公老糊涂了，被人当枪使还不知道。
你保护好自己，你妈那边我会帮忙照顾着。晚安。”
我把手机扣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朵开败的花。空调呼呼吹着冷风，窗帘被吹得轻轻晃动，外面的霓虹灯光透过缝隙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彩色的光带。
小姨的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你二舅是笑面虎，今天这个局八成是他的主意。”
我想起二舅今天在饭桌上的样子——白衬衫，金丝眼镜，慢条斯理剥虾壳的手，还有那句轻飘飘的“电话里说不清楚”。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参与争吵，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掐在关键点上，不急不躁，像下棋一样精准。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用的是“外公身体不好，想你了”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最歹毒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不回来，就是不孝。
他知道我一定会回来。
因为我妈会逼我回来。
而他只需要坐在那儿剥他的虾，等着戏唱起来就行了。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算了，不想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房子我不可能给，谁来劝都没用。大不了以后不回苏家过年就是了。
但有一件事，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让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那套房子的详细情况的？
一百四十平，四室两厅，番禺，月供七千二，买了刚好一年。大舅妈今天在饭桌上说漏嘴了那句“你不是说你年薪——”，说明他们连我年收入都查得一清二楚。
这些信息我从来没有在家族群里说过，没有发过朋友圈，连我妈都不是特别清楚——我只跟她说了个大概，说我买了房，其他细节都没细说。我爸更不知道，他就知道首付我出了一部分，具体多少我没告诉他，怕他心疼。
唯一的可能，是有人专门查过我。
谁查的？怎么查的？为什么要查？
我翻了个身，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翻到苏明宇的聊天框。他那条消息还躺在对话框里，我还没回。
想了想，我打了一行字，又删了。又打了一行，又删了。
最后只发了两个字：
“谢了。”
过了大概三十秒，他回了一条：“姐，你明天有空吗？我想跟你聊聊。有些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我盯着这条消息，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外面的夜渐渐深了，城市的喧嚣慢慢沉寂下来，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汽车鸣笛，又迅速被夜色吞没。房间里的空调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像某种低频的背景噪音，让人莫名有些心慌。
他会跟我聊什么？
我忽然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预感——今天这场家宴，只是一个开始。
而那个躲在背后、把我查了个底朝天的人，才是这一切的源头。
我打了三个字发过去：
“几点？哪里？”
第3章 真相的轮廓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苏明宇给我发了个定位。
是个开在老城区巷子里的小茶楼，离我住的酒店大概三公里。他说那地方偏僻，一般不会有熟人去，老板是他高中同学，嘴巴严实。
我打了辆车过去。
巷子窄得刚够一辆车通过，两边的墙壁长满了爬山虎，密密匝匝的绿色在晨光里泛着油亮的光泽。巷口有个老太太在卖栀子花，五块钱一把，用湿毛巾盖着，香味顺着巷子飘进去老远。几只麻雀在电线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
茶楼开在巷子深处，是一栋改造过的老房子，门口挂了块不起眼的木招牌，上面写着“一盏茶”三个字，字是用烙铁烙上去的，边缘有些焦黑。门口摆了两盆罗汉松，修剪得整整齐齐。推门进去，里面只有五六张桌子，竹椅竹桌，墙上挂着几幅不知名画家的水墨画，角落里燃着一支檀香，青烟袅袅上升。
苏明宇已经到了，坐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壶普洱，两个杯子。
他今天穿得简单多了——一件深蓝色的T恤，没有任何印花，领口洗得有些发白，头发也没做造型，自然地垂在额前。看起来比昨天顺眼很多，至少不像个花里胡哨的二百五了。
我在他对面坐下，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姐，喝茶。”他把一个杯子推到我面前，茶汤是深褐色的，冒着热气。
我端起来抿了一口。普洱熟茶，味道醇厚，回甘明显。看不出这小子还挺会挑地方。
“你想聊什么？”我把杯子放下，开门见山。
苏明宇低着头，两只手捧着茶杯，拇指在杯沿上来回摩挲，像是在组织语言。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移开目光，落在窗外那面爬满爬山虎的墙上。
“姐，昨天的事，我真的不知情。”他说，“我妈跟我说的是，外公想你了，好久没见了，一家人聚聚。她没跟我说要房子的事。”
“那你是到饭桌上才知道的？”
“也不是。”他咬了咬嘴唇，“是前一天晚上。我妈跟我爸在房间里说话，门没关严，我路过的时候听见了几句。她说你的房子买在番禺，一百四十平，四室两厅，说你现在一个人根本住不着，租出去又亏钱，不如给明宇当婚房。”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当时就跟我妈说了，我说我不要。我跟小蕊——我女朋友——我们俩的工作都在县城，房子也买在县城了，九十平怎么了？够住就行了。我妈不听，说我不懂事，说这么好的机会不抓住，以后有你后悔的。”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早上，外公就给我打电话了。”苏明宇的声音有些涩，“他说，明宇，你姐那套房子的事，外公给你做主。我当时想说不用，但外公那个人你也知道，他根本不听你说什么，他就直接挂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窗外，睫毛微微颤动着。左边的耳朵红了，耳钉在晨光里折射出一点细碎的光芒。他的手指还在杯沿上打转，指节有些发白。
这小子倒不像在撒谎。
“姐，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给自己辩解。”他终于转过来看着我的眼睛，“昨天我没帮你说话，是我不对。我怂，我从小到大都怂。我妈说什么我听什么，外公说什么我也听什么。我也没那个胆子当面反驳他们。”
他停了一下，喉结动了动。
“但我也没想要你的东西。从小到大，我妈让我跟你要东西，我每次都想要来着——不是我真的需要，是我妈说你挣得多，你应该给我。我是被她说服的，她说得多了，我就觉得好像你真的欠我似的。”
“现在不觉得了？”
“不觉得了。”他摇了摇头，表情有些复杂，“去年我女朋友怀孕了，本来打算结婚的，后来流产了，没结成。那段时间我特别消沉，天天打游戏，不上班，连门都不想出。我妈骂我，我爸叹气，外公说我没出息。只有一个人给我转了五千块钱，什么话都没说，就一句‘吃点好的’。”
他看着我。
“是你，姐。”
我想起来了。去年是有这么一回事，小姨在电话里跟我提了一嘴，说苏明宇女朋友流产了，婚没结成，他整个人废了。我当时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转了五千块。
说实话，我跟他没什么感情。他小时候挺讨厌的，抢我东西，弄坏我的玩具，在他妈面前装乖在我面前装横。长大之后也没什么交集，逢年过节见一面，说两句话，仅此而已。但小姨说他那段时间挺惨的，我想着五千块对我来说不多，能帮就帮一把。
“那五千块，我一直记着。”苏明宇的声音有些哑，“我给我那些兄弟发消息借钱的时候，没一个人回我。只有你，姐，你没问我要干嘛，没问我什么时候还，什么都没问，直接转了。我当时就觉得，我以前对不住你。”
他揉了揉鼻子，眼眶有点发红。
“行了你别煽情了。”我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说正事。你知道是谁查的我吗？”
苏明宇的表情变了。
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变化——不是惊讶，更像是“果然瞒不住你”的无奈。
“姐，你怎么知道有人在查你？”
“昨天你妈说漏嘴了。”我说，“她说‘你不是说你年薪’，话说到一半打住了。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他们知道我年薪的具体数字；第二，这个消息不是从我妈嘴里漏出去的，是有人专门告诉他们的。而这个人，话说到一半被你妈意识到不该说。”
我放下茶杯，盯着他的眼睛。
“谁查的？”
苏明宇沉默了一会儿，端起茶壶给我续了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手有点抖，茶水溅出来几滴，在竹桌上洇开小小的水印。
“姐，我要说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别跟我妈说是我告诉你的。”
“行。”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是我二舅。”
意料之中。
但亲耳听到，心里还是像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闷闷地疼。
“他什么时候开始查的？”
“大概半年前。”苏明宇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是我偷听来的。有一次我妈跟二舅在客厅说话，我躲在楼上听了一部分。二舅说他在广州那边有熟人，托人查了一下你的工作单位和收入情况。”
“然后呢？”
“然后他说你比他想象的有钱多了。”苏明宇咽了口唾沫，“他说你年薪不算奖金都有三十多万，加上年终奖和项目提成，一年挣的比我们全家加起来都多。他说你买那套房子的时候，首付交了一百万出头，其中一大半是你自己攒的。”
我握着茶杯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半年。
他们已经算计了半年。
“他为什么查我？”我问，“他一个教育局的小科长，查我干嘛？”
苏明宇的眼神有些躲闪，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姐，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都坐到这儿了，还有什么不该说的？”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竹桌上那只檀香燃到了尽头，最后一缕青烟盘旋上升，散在空气中。窗外传来巷口老太太的吆喝声——“栀子花，新鲜的栀子花，五块一把——”
“二舅的儿子，就是苏浩然，你应该知道。他今年考公务员没考上，在家待业呢。二舅说他想去广州发展，说要找工作。”
苏浩然。二舅的独生子，比我小五岁，去年刚从省内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学的是工商管理，据说大学四年打了四年游戏，毕业证差点没拿到。我对这个表弟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他每次家族聚会都窝在角落里玩手机，谁跟他说话他都不搭理。
“他去广州找工作，跟我有什么关系？”
“二舅的意思是，”苏明宇顿了顿，“你去广州不是发展得挺好的嘛，有房子有工作，让浩然去了先住你家，你帮他介绍个工作，稳定下来再说。”
我愣住了。
“等等，”我放下茶杯，“你的意思是，二舅查我，不是为了你结婚的事，是为了他儿子？”
“两件事都有。”苏明宇的表情有些复杂，“本来他是想让你帮忙带带浩然，后来听我妈说起我的事，就顺水推舟，两件事一块儿办了。你想想，如果你把房子给了我，那浩然去广州不就只能住你家了吗？如果你不给我房子，那更好，房子空着正好给浩然住。”
我靠在椅背上，半天没说话。
竹椅的靠背硌在后背上，有点不舒服，但我顾不上调整姿势。
脑子里乱糟糟的，像被人塞了一团揉皱的报纸。
二舅。
苏建民。
那个在饭桌上从头到尾都在剥虾壳、一句话都没多说的男人。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在教育局当了十几年科长的男人。那个每次家族聚会都坐在角落里、笑眯眯地看着大家说话、偶尔插一句谁都不得罪的男人。
原来他才是最精的那个人。
大舅妈的精明是写在脸上的——她要什么，你怎么看都知道，这种人是真小人，好对付。二舅的精明是埋起来的——他要什么，从来不会直接说，他会绕一个大弯子，让你不知不觉地往他的坑里走。这种人，是伪君子，最难对付。
而且他查了我半年。
半年。
他把我所有的底细都摸得清清楚楚——收入、房产、工作单位、职位级别。他知道我一年挣多少钱，知道我那套房子值多少钱，知道我一个人住多大面积。他甚至可能知道我的公积金缴了多少、房贷还剩多少年、每个月的收支明细。
一想到有个人在背后这样查你，像查一个犯罪嫌疑人一样，我就觉得后背发凉。
“我二舅托谁查的？”我问。
“我不知道。”苏明宇摇了摇头，“反正不是正当渠道。我听他跟我妈提了一嘴，说他在广州那边认识个‘靠谱的朋友’，能帮忙查点东西。”
“你二舅一个县教育局的科长，在广州能有什么靠谱朋友？”
“那我就不知道了。”苏明宇的表情很真诚，“姐，我能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我知道的也不多，都是偷听来的。二舅这个人做事特别小心，他跟我妈说这些的时候都避开我跟我爸，是趁我们去上厕所或者去厨房端菜的时候说的。我也是碰巧撞上了几次。”
我把玩着手里的茶杯，看着茶汤里自己的倒影。杯底的茶叶碎末轻轻晃动着，影子也跟着晃，模糊又清晰，清晰又模糊。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原以为是外公老糊涂了，大舅妈贪心不足，想占个便宜。现在看来，外公只是被人推到台前的木偶，真正在后面操纵的人是二舅。他知道自己直接开口要房子说不过去，所以让大舅妈和外公出头——大舅妈要房子给儿子结婚，外公要房子给外孙体面，二舅呢？二舅什么都不需要说，只需要在旁边添把柴，等房子到了明宇手里，他再想办法让自己的儿子住进去。
好算盘。
真是好算盘。
“明宇。”我放下茶杯，看着他的眼睛，“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你爸妈知道吗？”
“不知道。”他摇了摇头，表情有些复杂，“姐，我知道我以前对不住你，我妈也做了很多不地道的事。但她毕竟是我妈。我今天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帮你对付她，我是觉得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但是你做什么我都能理解。你要是想把房子守住，我完全支持你。你要是想去把二舅揪出来对质，我也不拦着你。我只求你一件事——别把我卖了。”
“行。”
我站起来，拿起包，准备走人。
“姐，”苏明宇叫住我，“那个——”
“还有什么事？”
“你自己小心点。”他犹豫了一下，“二舅这个人，你别看他文绉绉的，真逼急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在县里是混了好多年的，关系多，路子野。你虽然在广州，但你在老家还有爸妈呢。”
我的心沉了一下。
“谢了。”
我推门走出茶楼，早上的阳光已经变得毒辣起来，巷子里的青石板被晒得发烫，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那股热气。墙上的爬山虎叶子被晒得有些蔫了，软塌塌地贴着墙面。卖花的老太太还在，栀子花已经卖掉了一半，剩下几把还盖在湿毛巾下面，偶尔有路人停下脚步凑过去闻一闻。
我在巷子口站了一会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苏明宇说的话。
“二舅这个人，真逼急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虽然在广州，但你在老家还有爸妈呢。”
这两句话像两根针，扎在我心口上，拔不出来。
我爸妈还在县城。
我爸开出租车，每天在街上跑十几个小时。我妈在超市打零工，一个月一千多块。他们住的那套老房子，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当年厂里分的福利房，房龄比我还大。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出了事除了报警，没有任何办法。
而二舅，确实像苏明宇说的那样，在县里混了很多年。教育局虽然不是什么实权部门，但他毕竟是个小科长，认识的人多，关系网盘根错节。县里这种地方，人情比天大，办事全靠关系。他要是真想给我爸妈找麻烦，有一百种办法——我爸的营运证可以找理由卡着不给审，我妈在超市的工作可以找人打个招呼就让她走人。这些事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不是我没出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在广州是能挣钱，是能独立，但我的手够不到那么远。我保护不了他们。
我深吸一口气，热空气灌进肺里，像吞了一口滚水。
先别慌。
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
我拿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响了好几声才接。
“喂，棠棠。”她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在睡觉，又像是刚哭过。
“妈，你在家吗？”
“嗯，在呢。昨晚没睡好，早上补了个觉。你昨晚住哪了？安全不？吃饭了没有？”
我听着她沙哑的声音，心里像被人揪了一把。
她问的都是我。
她从来不问自己。
“妈，我跟你说个事。”我靠在巷口的墙上，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昨天晚上我爸回去之后，外公那边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打了。”她说，声音闷闷的，“你外公气得够呛，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小辈，还说你没教养，说我不会教育孩子。”
“还有呢？”
“你大舅妈也打了，说了些……不太好听的话。算了，你别问了，反正就是那些话，你听了也糟心。”
“妈，大舅妈说了什么？”
“真的别问了，棠棠，妈没事，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句话吗？”
我闭上眼睛，后脑勺抵着粗糙的墙壁，能感觉到爬山虎叶子的边缘轻轻刮过耳朵。
“她说你什么了？”
又是几秒钟的沉默。这次更长。
“她说……说我没本事，不会管教孩子，养了个没大没小的女儿。说你挣了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早晚要在外面摔跟头。还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挣那么多钱，说不定是……总之不是什么好话。棠棠你别往心里去，她那个人嘴毒，说话不过脑子的。”
“她是不是说我干不正经的工作？”
我妈没说话。
行了，明白了。
“妈，我是什么工作，你最清楚。我在广州的一家正规企业做产品经理，年薪三十多万，每一分钱都是我加班加点挣的。我行的端坐的正，不怕别人怎么说。”
“妈知道。”她的声音抖了一下，“妈从来没怀疑过你。你是妈的骄傲，一直都是。”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她挂了。
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哭声。
不是嚎啕大哭，是被压抑到极致的哽咽，像是用毛巾捂住嘴，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那种声音。支离破碎的，像被揉碎的枯叶在风里簌簌作响。
“妈？”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妈你别哭，我不问了，我不问了好不好？”
“棠棠，”她终于开口了，声音碎得不成样子，“妈不是不帮你，妈是不敢。妈从小就没敢在他们面前大声说过话。你外公一瞪眼，妈就哆嗦。你是不知道，妈小时候挨过他多少打，就因为顶了一句嘴，被拿笤帚抽了半个小时，胳膊上全是血印子。妈被打怕了，棠棠，妈真的被打怕了。”
我的眼泪唰地掉下来，砸在脚边的青石板上，洇开一个小小的圆点。
我不知道这件事。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她只跟我说过外公偏心，重男轻女，但她从来没有说过她被外公打过。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
“你外公不是坏人，”她哭着说，“他是老思想，他觉得男人是天，女人就应该听男人的。他打了我，转头又给我做了一碗面，坐在旁边看着，一句话也不说，他不道歉，他这辈子都没跟人道过歉。但是面里卧了个荷包蛋。棠棠，妈这辈子都困在那个荷包蛋里出不来，你不懂的。”
我没有说话，靠在墙上，看着头顶那片被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个荷包蛋。
她这一辈子，都在等那个荷包蛋。
等着被打了之后那一碗面里的荷包蛋，等着被辱骂之后那五百块钱，等着被羞辱之后那一句“辛苦你了”。她被捆绑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善意里，像一头被细绳拴住的大象，绳子很细，一挣就能断，但她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力气可以挣断了。
她被打服了。从五岁那年就开始被打服了。
“妈，”我擦了把眼泪，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平稳，“你听我说，从现在开始，不管外公那边谁打电话来，你都不要接。让爸接。他们要说什么难听的话，让爸挡着。你就说你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如果他们上门来，你别开门。如果他们堵在门口不走，你就报警。”
“报警？”她的声音里带着惊恐，“棠棠，那是你外公，报什么警？”
“妈，外公已经八十多了，他不可能亲自上门的。会上门的只有大舅妈和二舅。你记住了吗？如果他们堵在门口闹，你就报警。”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棠棠，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怎么突然说这些？”
“没什么事，就是以防万一。”我不想让她担心，“妈，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好，妈相信你。”
挂了电话，我在巷口又站了一会儿。太阳越升越高，巷子里的阴凉越来越少，热气从脚底往上蒸，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浸透了。
我打开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一个很久没联系过的名字——林远舟。
他是我大学师兄，高我两届，计算机系的，毕业后在广州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IT技术。前两年聚会的时候他说过，他们律所的业务范围很广，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泄露的案子。当时我还开玩笑说，以后要是被人肉了找他帮忙。
没想到一语成谶。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过去。
响了三声，接通了。
“喂？苏棠？”他的声音带着点意外，“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师兄，有个事想咨询你一下。”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轻松一点，“你们律所接不接那种……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的案子？”
电话那头的语气立刻变得严肃了：“你自己遇到事了？”
“算是吧。有人通过非正规渠道查了我的个人信息，包括收入、房产这些。”
“你确定是非正规渠道？”
“八九不离十。他在广州这边有关系，能查到我的银行流水之类的信息。”
“那就比较严重了。”林远舟的声音沉了下来，“如果是正规渠道查询，比如通过征信系统或者房管局公开信息，那不算违法。但如果查到了银行流水这种非公开信息，那就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了，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刑事责任？”
“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沉默了几秒钟。
“师兄，你们律所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到底是谁帮忙查的我的信息？”
“这个我们查不了，我们不是侦查机构。”林远舟说，“不过你可以先固定证据，比如通话记录、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这些。然后去找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来查。当然，你得先确定对方确实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你的信息，而不是从你的公开渠道拼凑出来的。”
“我明白了。”
“苏棠，”他顿了顿，“到底谁在查你？”
“我二舅。”
“你二舅？亲二舅？”
“亲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家里的事我不多问，我就说一句。如果真的是你二舅找人查的，那个人也跑不掉。非法获取和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都是犯罪，都要承担责任的。”
“谢谢你师兄，我心里有数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握在手里，感觉到金属外壳被汗水浸得有些滑腻。
刑事责任。
三年起步。
二舅，我亲爱的二舅，你知不知道你干的事有多严重？
可能你不知道。在你眼里，找熟人查一下外甥女的收入，跟找人打听一下别人家的闲话没什么区别。你觉得自己在教育局当了十几年科长，关系多面子大，什么事都能搞定。你不知道你托的那个人，很可能因为这件事被追究法律责任。
无知真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你害了别人，却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
我站在巷口，仰头看着被电线分割成几何图形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夏日的蝉鸣像潮水一样涌来，一浪一浪地冲击着耳膜，阳光刺得眼睛有些发痛。马路上车流声从巷口涌进来，混着蝉鸣和卖花老太太断断续续的吆喝，构成一幅再寻常不过的市井图景。
这个早晨看起来跟往常没有任何区别。
但我的人生，已经悄悄转了一个弯。
我不知道这个弯会通向哪里，但我知道我不能退。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不仅是我爸妈的血汗钱会被掏空，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觉得苏棠好欺负，以后会有更过分的要求接踵而来。今天是房子，明天是存款，后天是什么？我未来的老公要是没钱没势，他们是不是也要嫌弃？我要是在广州混不下去了，他们是不是第一个跳出来看笑话？
不能退。
一步都不能退。
第4章 逆鳞
从茶楼出来之后，我没有回酒店，直接去了爸妈家。
他们住在县城老城区那片最早建起来的职工家属楼里，六层楼的第五层，没有电梯，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杂物——煤球、旧纸箱、泡沫箱子种的小葱和辣椒。楼梯间墙上印满了开锁、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层层叠叠的像打了无数个补丁。空气里飘着一股陈年的霉味，混着辣椒炒肉的香味，不知道是哪家在做饭。声控灯坏了大半年没人修，大白天也是黑的，我打开手机手电筒才能看清台阶。
五楼的防盗门上还贴着去年的对联，红纸已经褪成了粉色，边角卷起来，用透明胶带粘着。门上的“福”字贴倒了，是我爸贴的，他说“福倒了就是福到了”。每年都是他贴，每年都是倒的，每年都说这句话。
我掏出钥匙开了门。
我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和半瓶啤酒，电视机开着但没开声音，屏幕上放的是早间新闻重播，主持人嘴巴一张一合，像在演默剧。他穿着一件洗得变形的白背心，露出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胳膊，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听到开门声，他转过头看到是我，愣了一下，然后赶紧站起来。
“棠棠？你怎么回来了？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我换了拖鞋走进去，“我妈呢？”
“屋里躺着呢。”他压低声音，“昨晚一晚没睡好，哭了半宿，天快亮了才睡着。”
我的心揪了一下。
“爸，我有话跟您说。”
我爸看了我一眼，走过去把电视关了，坐回沙发上，拍了拍旁边的位置。沙发是那种老式的布艺沙发，弹簧已经塌了，坐下去能听见嘎吱一声。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烟灰缸，里面戳着三四个烟头——他平时不怎么抽烟的，只有在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才抽两根。
“说吧，什么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显然是不想吵醒我妈。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把今天早上苏明宇跟我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关于二舅是怎么查我的，关于他儿子要去广州，关于大舅妈和二舅是怎么联手做局让外公出头的。
我说得很慢，尽量不遗漏细节。我爸听得很认真，没有打断我，只是手里的啤酒罐越攥越紧，铝罐被捏得咯吱响，啤酒从开口处溢出来溅在他手指上，他浑然不觉。
等我说完，他把变形的啤酒罐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背对着我。
沉默了大概有五分钟。
“你二舅，”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木板，“他查了你半年。”
“半年。”
“他想让浩然去广州住你的房子，想让你帮浩然找工作。”
“他凭什么？”我爸转过身来，眼眶是红的，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地跳着，“苏建民他凭什么？！”
最后三个字几乎是吼出来的。
卧室的门开了一条缝，我妈探出头来，眼睛红肿，头发蓬乱，披着一件薄薄的外套。她显然是被吵醒的，脸上还带着没睡醒的茫然。
“怎么了？棠棠回来了？”她揉着眼睛走出来，看看我爸，又看看我，表情有些慌张，“你们爷俩吵什么呢？”
“没吵。”我爸深吸一口气，压着火气，“棠棠跟我说了点事。”
“什么事？”
我爸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
“秀兰，你坐下。”他说，“听听你女儿查到了什么。”
我妈在沙发上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直直的——她紧张的时候总是这个姿势，像是在等待审判一样。我看着她那双手，粗糙、干裂，指关节微微变形，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渍——那是经年累月在超市冷柜前搬货留下的痕迹。冬天的时候手上裂口子，贴上创可贴接着干，旧伤没好新伤又来，层层叠叠的像树的年轮。
我忽然有些不忍心说。
但不说不行。
我把对爸爸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次说的时候，我看着我妈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化——从茫然到震惊，从震惊到难以置信，从难以置信到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复杂情绪，像是愤怒又像是恐惧，像是伤心又像是麻木。
等我说完，她没有哭，没有骂人，只是坐在那里，两只手绞在一起，越绞越紧，指节都发白了。
“你二舅……查了你半年？”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半年。”
“他查你，是为了让浩然去广州住你的房子？”
“还要给浩然介绍工作。”
“而你大舅妈，她是为了明宇结婚要你的房子？”
“对。”
“他们两个一起，让你外公出面？”
“对。”
我妈忽然笑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很安静的、带着点荒诞感的笑，像是听到了一件特别荒谬的事情，荒谬到除了笑，不知道该做什么。
“你外公，”她摇了摇头，“八十多的人了，被人推出来当枪使。他自己可能还觉得是在帮晚辈做主，不知道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妈，你没事吧？”我有些担心地看着她。
“没事。”她摆摆手，“我能有什么事？这么多年了，他们苏家的人干出什么事我都不奇怪。”
她这话把我吓了一跳。
我妈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苏家的人”这种话。她一直说的是“你外公家”、“你二舅家”、“咱们家”。这是第一次，她用“他们”来称呼那个她付出了一辈子的娘家。
“妈——”
“棠棠，你打算怎么办？”她打断了我，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
她的眼睛还是红肿的，但目光出奇地清醒，像是在一滩浑浊的水里忽然看到了一点清亮的东西。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我说，“只要他们不再打房子的主意，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如果他们不肯罢休呢？”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转向我爸：“老赵，你怎么看？”
我爸站在窗前没动，阳光从窗外打进来，把他的侧脸分成了明暗两半。他脸上那块被太阳暴晒出的暗红色印记，在光线里格外显眼。
“我觉得棠棠说得对。”他的声音很沉，像闷雷在远处滚动，“能善了就善了。但如果他们非要闹，那就闹。我赵建国这辈子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胆子。在县城跑了二十年出租，什么人没见过？真当我是软柿子随便捏？”
我爸的嗓子天生有点沙哑，说起话来像砂纸刮铁皮。平时他话少，闷葫芦一个，喝了酒也只会傻笑，亲戚们都说他没脾气。但我见过他真的发火的样子——只有一次，我初三那年，隔壁单元一个男的喝醉了酒在楼道里堵我，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我爸知道了，拎着扳手下楼找那人，一拳就把人鼻子打出了血。后来警察来了，他赔了两千块钱医药费。那个月他吃了三十天挂面，省下钱来给我交补习费，一句怨言都没有。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楼道里堵我。
他这样的人，不发火则已，发了火自己都控制不住。
“妈，”我转向我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件事如果闹起来，最难做的人是你。外公那边——”
“你不用管我。”我妈打断了我，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活了五十多年，活明白了。你外公拿笤帚抽我的时候，我才七岁。我大哥二哥站在旁边看着，谁也没帮我。我给他们当牛做马四十年，不欠他们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隔着衣服，我能感觉到她掌心的温度，粗糙的茧子硌着我的肩胛骨。
“棠棠，你是我的女儿。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你供出去，让你不用过我这样的日子。谁敢动你的东西，就是动我的命。”
她的眼眶又红了，但这次没有哭，眼神反而亮得惊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的眼神——像是把一辈子攒的委屈全烧成了燃料，变成了一种近乎凶狠的坚定。
“姐，”我脑海里忽然冒出小姨昨晚发的那条消息，“你妈这辈子太苦了。”
不，我妈这辈子不是苦在贫穷上。日子再苦，只要有盼头就不算苦。她真正的苦，是在那个家里永远抬不起头，永远低人一等，永远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工具来使用。她一直忍，一直忍，忍到自己都忘了还有“不忍”这个选项。
而现在，因为我的事，她把攒了几十年的“不忍”全部翻了出来。
像把一本写了五十年的账本一下子摊开在桌上，每一页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中午我们一家三口难得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我妈炒了三个菜——青椒肉丝、西红柿炒蛋、蒜蓉空心菜，还破天荒地做了个紫菜蛋花汤。我爸又开了一瓶啤酒，给我也倒了一杯，我们碰了一下，玻璃杯碰撞的声音清脆得像敲碎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吃到一半，我妈忽然放下筷子，说了一句让我差点把汤喷出来的话——
“棠棠，你那个什么……报警，到时候要打哪个电话？110还是派出所的？”
我爸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低头继续扒饭，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了一下。
“妈，你先别急着报警。”我哭笑不得，“咱们现在证据还不够，报警也立不了案。得先弄清楚二舅到底托了谁查的我，怎么查的，留了什么痕迹。”
“那怎么弄清楚？”
“我有个师兄在广州做律师，回头我托他帮我问问。”
我妈点了点头，夹了一筷子肉丝放进我碗里，然后继续吃饭，表情平静得好像刚才只是在问今天菜价多少钱一斤。
但在那层平静底下，我看到了另一种东西——一种我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沉静的、蓄势待发的力量。
像是一把磨了大半辈子的刀，终于开了刃。
吃过饭，我回了酒店。
推开门，空调还开着，冷气扑面而来。床铺还是我早上走时的样子，被子团成一团，枕头歪在一边。窗帘半开着，正午的阳光直直地打在地毯上，把深灰色的地毯晒得发白。
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冷水扑在脸上，太阳穴的胀痛稍微缓解了一点。镜子里的人看起来有些陌生——红肿的眼皮，有些干裂的嘴唇，还有额头上那颗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痘痘。我伸手把痘痘挤了，疼得龇牙咧嘴。
然后我拿出手机，拨了林远舟的电话。
“师兄，我又来打扰你了。”
“说吧，又想问什么？”他的语气里带着点无奈的调侃。
“我想知道，如果我二舅是通过他广州的‘熟人’查了我的信息，那这个熟人是通过什么渠道查的？银行内部系统？征信系统？还是什么其他渠道？”
“这个不好说。”林远舟沉吟了一下，“能查到你个人信息的渠道其实不少。如果是一般的收入情况，可能通过熟人到社保系统或者公积金中心查一下就能知道。但如果是精确到银行流水或者房产信息，那就需要更高权限的查询渠道了。你说的房子信息具体到什么程度？”
“面积、户型、购买时间、网签价格，都一清二楚。”
“那肯定是房管系统查的。银行流水呢？”
“具体的余额和月供金额他们好像知道，但不是特别精确——昨天说的是‘月供七千多’，没说具体数字。”
“那可能是通过某个不太精确的渠道，比如非正式的征信查询。有些信贷机构的员工可以帮人查简版征信报告，上面会有房贷金额和月供的大概数字。”
“这些算非法吗？”
“都算。”林远舟的回答很干脆，“不管是通过什么渠道，未经本人授权查询个人信息并泄露给第三方，都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特别是房产信息和征信信息，保护级别更高，查起来罪名更重。”
“师兄，你能帮我引荐一个你们律所擅长这类案子的律师吗？我想正式委托。”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苏棠，你想好了？你要是正式委托，那就是要走法律途径了。一旦启动法律程序，你跟你二舅就算是彻底撕破脸了。你确定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
“行。我给你发个电话，是我们所一位专门做个人信息保护的律师，姓秦，秦律师，你叫他秦姐就行。你直接联系她，就说是我介绍的。”
“谢谢你师兄。”
“别客气。”他顿了顿，“苏棠，我再多说一句。这种事一旦启动，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你二舅如果发现你在查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你意料之外的反应。你自己小心。”
“我会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手机握在手里，屏幕暗着，映出我模糊的脸。
外面楼下有人在吵架，听不清吵什么，只有一男一女两个高亢的声音此起彼伏。空调呼呼地吹着，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的，冷气和热气在窗边交缠，像两个看不见的人在角力。
我低头看了看手机，微信上有十几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家族群。我点开看了一眼，又退出去了。大舅妈在群里发了一大段话，大概意思是她昨晚一宿没睡着，说我太不懂事了，让外公这么大年纪还操心。底下有人附和，有人沉默。三表姑和二表姨也冒出来说了几句，大意是“一家人要和和气气的”、“做小辈的要多体谅长辈”。我懒得回复，直接把群屏蔽了。
小姨又给我发了私聊，说外公昨天晚上血压高到一百八，大舅妈连夜把他送去了医院。外婆打电话来，让我妈过去照顾。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外公住院了？
我赶紧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外公住院了？”
“嗯。”她的声音很平静，“高血压，老毛病了。每年夏天都要犯一两次，不打紧。”
“大舅妈让你去照顾？”
“说了。我说我身体不舒服，去不了。”
我愣了好几秒。
“妈，你真的没去？”
“没去。”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疏离感，像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在说话，“你大舅妈自己的公公，让她自己去照顾。我要在家给你爸做饭。”
我张了张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变了。
或者说，她没有变——只是把她藏了几十年的那个真正的赵秀兰放出来了。
“妈，你真的没事吧？”
“没事。”她轻轻笑了一声，“棠棠，你别担心妈。妈好着呢。”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上，把手机扔在一边，仰面躺了下去。天花板还是那块有污渍的天花板，污渍的形状还是像一朵开败的花。窗外的争吵声已经停了，取而代之的是远处传来的洒水车音乐，叮叮当当的，像个笨拙的音乐盒。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这些天发生的事——家宴上的逼宫，苏明宇的反水，二舅那双在镜片后面不动声色的眼睛，我妈那双忽然清亮的眼睛，还有林远舟说的那句“一旦启动法律程序，你跟你二舅就算是彻底撕破脸了”。
他在给我最后一次退路。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把这件事咽下去，继续过我的日子。
但是凭什么？
凭什么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要被别人算计？凭什么我爸妈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要被别人觊觎？凭什么我就要忍气吞声，而算计我的人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那里剥虾壳？
我睁开眼，拿起手机，拨通了秦律师的电话。
响了四声，接通了。
“喂，您好，我是秦悦。”
“秦律师您好，我叫苏棠，是林远舟的师妹——”
话还没说完，手机忽然震了一下，又有一个电话打进来。
是家里的座机号码。
我妈的号码。
“秦律师您稍等，我有个紧急电话进来，等会儿给您回过去。”
我切换到家里打来的通话。
“妈——”
“棠棠！”我爸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急促、沙哑，带着一股我从未听过的慌张，“你妈被人打了！”
“什么？！”
“她下午去超市上班，你二舅跟大舅妈带人堵在超市门口——别问了，你快过来！县医院急诊室！”
电话挂了。
我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抓起包就往外跑。
走廊里空调的冷气像冰水一样泼在身上，电梯的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太慢了，我转身冲进楼梯间，高跟鞋踩在水泥台阶上发出急促的咔咔声，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跳上。我跑到一楼的时候崴了一下，脚踝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我咬着牙没有停，一瘸一拐地冲出酒店大门。
外面的热浪扑面而来，正午的太阳毒辣得像要把柏油路面烤化。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说了句“县医院，快点”，然后坐在后座上浑身发抖。
不是冷，是愤怒。
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像电流一样在血管里疯狂窜动的愤怒。心跳快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掌心全是冷汗，指甲掐进肉里都不觉得疼。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像这一刻这样想杀人。
我妈这辈子从来没有主动伤害过任何人。她一生都在忍让、在付出、在妥协、在卑微。她唯一的“罪”，就是生了一个不愿意继续卑微下去的女儿。
那些人，那些所谓的亲人，就因为她说了一个“不”字，就因为她说“去不了”，就堵在她上班的地方打她？
出租车在县城的街道上飞驰，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低矮的商铺，老旧的路灯，人行道上打闹的小孩，树荫下下棋的老人，一切都跟平时一样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的世界已经炸了。
我爸在电话里说——你二舅跟大舅妈带人堵在超市门口。
带人。
二舅亲自来了。
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文绉绉、剥虾壳都剥得慢条斯理的男人，亲自带人去堵他妹妹上班的地方。
好。很好。
我到要看看，你苏建民的那副金丝眼镜后面，到底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
出租车拐进医院大门的时候，我已经在脑子里把所有能做的事都过了一遍。
报警。验伤。固定证据。
秦律师的电话，待会儿再打。
不，不是待会儿。
是现在。
我深吸一口气，在手机通讯录里找到刚才的通话记录，按下了回拨键。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看着急诊室那扇灰扑扑的玻璃门，咬着后槽牙，一字一顿地说——
“秦律师，我需要你的帮助。从现在开始，不计代价。”
第5章 伤口
县医院急诊室在门诊楼东侧，是一栋三层的老楼，外墙的白色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司机靠在车门上抽烟，神情漠然。
我推门冲进去，急诊室的冷气开得很足，混着消毒水和医用酒精的气味扑面而来。走廊里挤满了人——抱着孩子焦急排队的年轻父母，坐在轮椅上闭眼呻吟的老人，胳膊上缠着渗血纱布的中年男人。护士站里一个护士正在接电话，声音像开了倍速，另一个人推着治疗车穿过人群，车轮碾过瓷砖发出咕噜噜的声响。
我在走廊尽头的处置室里找到了他们。
我妈坐在一张窄小的病床上，背靠着墙，脸上糊着药膏，一块暗红色的伤口从左边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颌。护士正在用棉签给她清理额头上的破口，她的眼睛紧紧闭着，疼得厉害时闷哼一声。左手的手腕上缠着一圈绷带，手掌肿得像刚发起来的馒头。
我爸站在床边，一只手扶着床栏，另一只手攥成拳头垂在身侧。他的白背心上沾着灰印，膝盖处也破了，露出下面渗血的伤口。
听到脚步声，我妈睁开眼，看到是我，赶紧想坐直身子，被护士按住了。
“棠棠，你怎么来了？妈没事，就是摔了一跤——”
“别跟我说摔了一跤。”我站在病床边，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发抖，声音却出奇地平稳，“爸，怎么回事？”
我爸的喉结动了一下，嘴巴张开又合上。他转过头看了我妈一眼，我妈冲他轻轻摇了摇头。护士整理好纱布，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推着治疗车出去了。
处置室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你妈不说，我来说。”我爸的声音像被什么东西碾过，沙哑而粗粝。
下午两点，我妈去超市上班。超市在县城的商业街上，生意一直不错。两点半左右，我妈正在理货，同事跑过来说门口有人找她。她以为是顾客投诉，摘了手套就出去了。
门口站着四个人。大舅妈张春芳，二舅苏建民，还有两个她没见过面的男人，三十来岁，剃着平头，穿着黑T恤，胳膊上纹着看不出图案的纹身，站在台阶下面抽着烟。
苏建民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白衬衫，金丝眼镜擦得锃亮，站在大舅妈旁边，没说话。大舅妈先开了口。
“秀兰，你昨晚打电话怎么说的？咱爸住院了，让你过去照顾一下，你说你身体不舒服？”
我妈说：“我确实不太舒服，而且我要上班。”
“上班？”大舅妈尖声笑起来，“你一个月挣这一千来块钱也叫上班？你知不知道昨晚是谁在医院陪了一宿？是我！你大哥！你二嫂！你倒好，在家躺着睡大觉！”
“大嫂，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舒服——”
“你不舒服？你不舒服你能在家给你男人做饭，不能去医院看看你爸？赵秀兰，你有没有良心？”
我妈没有再说话，转身想走。
大舅妈一把拽住了她的胳膊。
超市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开始停下来看热闹。收银台的小姑娘探出头来看了一眼，被店长拽回去了。隔壁水果店的老板放下西瓜刀，靠在门框上看。
“你放手。”我妈说。
“我不放怎么着？你今天给我说清楚，你什么意思？你女儿在外面挣了大钱买了大房子，你爸让她帮衬一下表弟怎么了？你女儿摔筷子走人，你连个屁都不放，你什么意思？”
“那房子是我女儿的，不是我的。我没有权利替她做主。”
“你没有权利？你是她妈！你养她这么大，你说句话她敢不听？”
“她是我女儿，不是我的东西。”
大舅妈的手没有松开，反而抓得更紧了。她留着长指甲，涂着暗红色的指甲油，指甲陷进我妈的上臂皮肤里，掐出几道血痕。
“行，赵秀兰你出息了。你现在跟我们讲道理了是吧？当年你嫁不出去的时候，是谁帮的你？当年你坐月子没人管的时候，是谁给你送的红糖？你现在发达了，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大嫂，那些事都过去多少年了——”
“过去多少年也是事实！你们两口子现在开出租的开车，打零工的看超市，一个月才挣几个钱？你女儿能挣大钱，帮一把娘家人怎么了？苏家养了你那么多年，你现在就这个态度？”
“放手。”
这次说话的不是我妈，是我爸。
他从出租车里下来，车门都没来得及关，大步走过来。他刚送完一单客，接了个电话说超市门口出事了，油门踩到底赶过来，看见自己媳妇被一个张牙舞爪的女人和三个男人围在中间，工服的袖子被扯得变了形。
我爸这个人，平时闷得像块石头，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但他有一个底线。
谁都别动他媳妇。谁都别动他女儿。
“哟，妹夫来了。”大舅妈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阴阳怪气地笑了一声，“怎么，你们两口子今天是要跟我算账？”
“张春芳，你有事跟我说，别堵在这儿。”我爸站到我妈前面，把她挡在身后，“她身体不舒服，让她回去。”
“不舒服？我看她精神得很——”大舅妈伸手想去推我爸，手伸到一半被苏建民拦住了。
苏建民推了推眼镜，往前走了一步。
“妹夫，别激动。”他的语气不急不缓，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像在大会上做工作报告，“大嫂也是一时心急，爸住院了，身边没个人照顾，大家都有情绪。你让秀兰请个假，去医院看看爸，这事就算翻篇了，行不行？”
“她不想去。”我爸说。
“为什么不想去？”苏建民微微偏头，目光越过我爸的肩膀，看向后面的我妈，“秀兰，你自己说。是咱爸对不住你，还是我们这些做哥哥的对不住你？这么多年家里有什么事不是你在张罗？怎么到今天就翻脸了？”
我妈站在我爸身后，浑身发抖，嘴唇哆嗦了好几次才说出话来。
“二哥，你们查棠棠。”
空气安静了一瞬。
苏建民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非常微小的幅度，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他扶了扶眼镜，语气依然平稳：“秀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你托人在广州查棠棠。查她挣多少钱，查她买多大的房，查她月供多少。”我妈的声音抖得厉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你们在背后算了半年了，算她有多少油水，算她能吐出多少。”
苏建民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要查她？她是你外甥女，你的亲外甥女！她上大学没跟你借过一分钱，她买房子没跟你张过一次嘴，她自己在广州打拼，吃苦受罪都是自己扛！你为什么要像查犯人一样查她？！”
我妈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嘶吼。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用手机拍视频，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水果店老板的西瓜刀放下了，他张大嘴巴看着这一幕，忘了招呼顾客。
“赵秀兰。”苏建民的声音终于变了调，不再是那副公事公办的平稳腔调，而是带上了一丝冷意，“你女儿怎么跟你说的我不管，但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查她？笑话。我用得着查她吗？她挣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苏建民是缺她那点钱还是怎么的？”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
“我来看爸！”
“爸在住院部，不在超市门口！”我妈指着他的鼻子，那只手抖得像风中的枯枝，“你带着人堵在我上班的地方，就是为了让我去医院看爸？苏建民，你把我当傻子吗？”
苏建民的腮帮子鼓了一下，牙关咬紧了。他回头看了大舅妈一眼，大舅妈心领神会，忽然冲上去推了我妈一把。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爸住院你不管，你二哥跟你好说好商量你不听，你非要在这儿丢人现眼是吧？好，我让你丢！”
她扬起手想扇我妈耳光，被我爸一把攥住了手腕。
“张春芳，你别太过分。”
“你放手！打人了！赵建国打人了！”
场面瞬间失控。
那两个穿黑T恤的平头男人扔掉烟头冲上来，其中一个一脚踹在我爸的膝盖窝上，我爸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我妈尖叫着扑过去想拉开那个人，被另一个人拽住了头发往后拖，她失去平衡，整个人摔在台阶上，脸磕在水泥棱角上，从太阳穴到下颌划出一道血口子。
超市的店长报了警。
警笛声响起来的时候，那两个平头男人松了手，退到人群后面，转眼就不见了。大舅妈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说赵建国打她。苏建民站在旁边，拍了拍衬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对赶来的民警说——
“警察同志，都是家务事。一家人拌了几句嘴，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我看着我二舅，一字一句地重复，“一家人拌了几句嘴？”
我爸坐在病床边的塑料凳子上，低着头，两只手交叉握在一起，指节发白。我注意到他的膝盖还在流血，裤子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擦破的皮肤，伤口上沾着灰和碎石子。
“警察怎么说？”我问我爸。
“录了口供，让我们去医院验伤，等通知。”他疲惫地搓了把脸，“那两个社会人跑了，一时半会儿抓不到。你大舅妈说她也被打了，胳膊上有淤青，也去验了伤。你二舅全程站在旁边，民警问他动手了没有，他说没有。他说他是来劝架的。”
“劝架的。”我笑了一声，笑声冷得像冰块撞击玻璃杯，“带着两个打手来劝架。”
“他没有证据，我们也没有。”我爸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深陷，看起来一瞬间老了十岁，“棠棠，没有监控拍到那两个人动手。超市门口的摄像头坏了半年了，店长说一直没修。旁边几家店的监控倒是拍到了些画面，但角度不好，只能看到推搡，看不清谁先动的手。人证倒是有，水果店老板和几个路人愿意作证，但他们不认识你二舅带来的那两个平头男人，只能说看到‘有两个人打了你爸妈’。”
“够了。”我把这些信息牢牢记在脑子里，从包里拿出湿纸巾，蹲下来给我爸擦膝盖上的伤口。碎石子嵌在皮肉里，我用指尖一颗一颗把它们剔出来。我爸疼得闷哼了一声，我停下来看了他一眼。他示意我继续。
“你妈的手腕，”他哑着嗓子说，“医生怀疑有轻微骨裂，拍了片子还没出结果。”
我的手停了一下。
手腕骨裂。
她在超市搬货，一天要搬百来箱饮料啤酒，靠的就是这双手。如果骨裂了，她至少要歇三个月。三个月不能上班，别说工资拿不到，超市那份工作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
我的手又开始抖。这次不是愤怒，是恐惧。
我做产品经理，最大的项目是设计过一套物业管理系统的界面。我写的需求文档可以精确到像素级别，我对付得了最难缠的程序员、最挑剔的客户、最混乱的项目排期。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来自家人的恶意。
那种恶意不是技术缺陷，不是逻辑漏洞，不是可以通过迭代优化来解决的bug。它深深根植于血液和土壤之中，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理所当然的、毫无愧疚的恶。
“棠棠。”我妈忽然叫我。
我抬头，她靠在病床上，半边脸被纱布遮着，只露出一只眼睛。那只眼睛看着我，目光安安静静的，不哭了，也不抖了。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是不是说要找秦律师？”
“对。”
“什么时候联系？”
“马上。”
“好。”她点了点头，动作很小，怕扯到脸上的伤口，“你联系她。你妈今天挨了这顿打，不能白挨。”
处置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和隔壁诊室里隐约传来的孩子的哭声。我爸抬头看了我妈一眼，表情有些意外。
他认识她快三十年了，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用这种语气说话。
我妈以前说话是什么样子的？柔声细气，商量口吻，永远带着“行不行”“好不好”“麻烦你了”。哪怕是在她最委屈的时候，哪怕是在她被人欺负得最狠的时候，她也不会大声，只会低头，沉默，然后偷偷哭。
但现在她坐在病床上，半边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用一种我以前从来没听过的、冷硬的、不容商量的语气说——
“今天挨的这顿打，不能白挨。”
我终于明白，我妈身上有些东西，在今天下午的超市门口，被人彻底打碎了。
但碎的不是她的骨头。是那根拴了她五十多年的绳子。
“我去打电话。”我站起来，拿着手机走出处置室。
走廊里的人还是很多，推着治疗车的护士，拎着药袋的病人，抱着孩子的父亲。我在消防通道的楼梯间里找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楼梯间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墙壁上贴满了消防宣传画，铁栏杆扶手上的绿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芯。
我拨了秦悦律师的电话。
响了两声，接通了。
“秦律师您好，我是刚才打电话的苏棠。”
“你好，刚才怎么断了？”
“出了点急事。”我靠在墙上，深吸一口气，“我爸妈今天下午被亲戚带人打了，现在在县医院。”
电话那边停顿了两三秒。
“伤的严重吗？”
“我妈脸部软组织挫伤，手腕疑似骨裂。我爸膝盖有外伤。对方带了两名不明身份的人，警察来之前跑了。”
“报警了没有？”
“报了。但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那两个人是对方带来的。对方死不承认，警察暂时也没办法。”
“你等一下。”我听到电话那边传来敲键盘的声音，清脆急促，“我现在给你几点建议，你记好。”
“您说。”
“第一，保留所有医疗记录——门诊病历、诊断证明、检查报告、医药费发票，全部拍照备份。第二，让你父母各自去做一份详细的伤情鉴定，不是普通的验伤，是司法鉴定，这个将来可以作为民事赔偿甚至刑事自诉的证据。第三，找目击证人——你说的水果店老板、路人，去请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和证言，趁他们记忆还清晰。第四，不要私了，不要接受对方任何形式的和解，对方打电话过来不要接，用文字留痕。”
她的语速很快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秦律师，还有一件事。我跟我爸妈聊过了，我们想正式委托您，处理我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的事。”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好。”她停顿了一秒，“这个案子我接了。明天上午我坐高铁过去，咱们当面谈。”
“您亲自过来？”
“你是我客户，客户在医院里，我当然要过去。”她的语气理所当然，好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把地址发给我，今晚把所有相关的东西整理一下——你父母被骚扰和恐吓的时间线，我二舅那边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任何可能涉及威胁和暴力行为的记录。先把事实固定下来，我们才能谈法律手段。”
我靠在冰冷的墙上，仰头看着头顶那盏忽明忽暗的声控灯，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不是因为难过。
是因为在所有人都跟我说“家务事别闹大”的时候，这个人说“我给你建议，你记好”，说“明天我过去”，说“咱们当面谈”。
“谢谢您，秦律师。”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工作。”她的语气平静而专业，但挂电话之前，她顿了一下，“苏棠，你家那边的风俗我不懂，但法律面前没有家务事。打人就是打人，犯法就是犯法。你爸妈没有做错任何事，做错事的人，才应该害怕。”
挂了电话，我站在楼梯间里，把后脑勺抵在冰冷的墙壁上，闭着眼睛深呼吸了好几次。
手机又震了。
小姨发来的消息：“棠棠，我听说了。你妈怎么样？你在哪个医院？”
我回了个定位。
几秒钟后她又发了一条：“我马上过去。你一个人别冲动，有什么事等我来了再说。”
我想了想，打了几个字发过去：“小姨，你来可以，但如果你帮二舅他们说话，你就不用来了。”
过了好几秒，她才回了一句。
“谁说我是来帮他们的？我提刀的心都有。”
我盯着“提刀”那两个字看了半晌，然后把手机塞回口袋，推开门走回处置室。
处置室的灯光比我离开时更昏暗了一些，可能是电压不稳，灯管微微闪动着。我爸还是坐在那张塑料凳子上，我妈靠在床上闭着眼睛，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妈，秦律师明天上午坐高铁过来，见面聊。”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来这么快？”我爸有些意外。
“她手里暂时没有别的案子。而且她说这种事最好尽快处理，拖久了证据不好固定。”
我爸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爸，”我走到他身边，弯腰看他的膝盖，“你也去拍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事。”
“不用，皮外伤——”
“去拍。”我妈闭着眼睛，忽然开口，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爸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反驳，站起来默默走出了处置室。
处置室里只剩下我和我妈两个人。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用那只没有贴纱布的眼睛，安安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
“棠棠，小姨要来？”
“她给你发消息了？”
“发了。说她提刀的心都有。”我勉强笑了一下。
我妈没有笑，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你小姨这个人啊。嘴上比谁都狠，心里比谁都软。她要来就来吧，有她在这儿，你爸能缓口气。”
她抬起没受伤的那只手，轻轻搭在我的手背上，手指冰凉粗糙，触感像冬天的树皮。
“妈这辈子最对的决定，就是让你去广州读书。”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像在陈述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事实。但她眼里有光，一种在昏暗灯管下仍然看得见的、微弱而坚定的光。
“妈，你放心。”我握着她的手，握得紧紧的，“有我在，谁都不能再欺负你。谁都不行。”
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拍了拍我的手背。
窗外忽然传来一阵蝉鸣，突兀而尖锐，像是有人在用力摇一把生了锈的铁铃。我抬头看向窗外，天还是那么蓝，还是那么热，还是一点雨都不肯下。
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妈妈的手，等着爸爸回来。
也等着明天。
第6章 夜雨
天快黑的时候，下起了雨。
不是那种痛快的倾盆大雨，是细密绵长的、像针尖一样扎在皮肤上的那种雨。雨丝被风吹得斜斜的，打在急诊室的玻璃窗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湿润的泥土味立刻涌了进来，把消毒水的气味冲淡了一些。街对面的路灯在雨幕中亮起来，灯光被雨水晕染成模糊的黄色光斑，像是用湿毛笔在宣纸上点了几个圆点。
我妈做完CT回来了。
医生对着片子看了半天，指着左侧桡骨末端一条细如发丝的阴影说，骨裂。不严重，但需要打石膏固定至少六周。他开单子的时候抬头看了我妈一眼，大概是想说“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跟人打架”，但看到我妈脸上那块从太阳穴拉到下巴的淤青，又把话咽回去了。
护士给我妈打石膏的时候，石膏绷带一圈一圈缠上她的手臂，雪白的石膏在她粗糙深色的手上显得特别刺眼。她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偶尔皱一下眉。我爸站在旁边，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热水，忘了递给她。
小姨是六点半到的。
她推开处置室的门，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碎花连衣裙，头发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汗还是雨水。她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是水果和牛奶，一袋是打包的饭菜。她看到我妈脸上的纱布和手臂上的石膏，站在门口愣了好几秒。
然后她把塑料袋往地上一放，走到床边，弯下腰，一只手扶着床栏，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妈脸上的纱布，像在触碰一件随时会碎掉的瓷器。我看到她嘴角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像是有人把一根燃着的蜡烛按进了水里。
“是苏建民打的？”她问，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砂纸磨过喉咙。
“他带来的人打的。”我爸在旁边说。
“他也在场？”
“在场。站在旁边看着。”
小姨直起腰，胸膛起伏了几次，转身就往外走。
“秀英！”我妈叫住她，“你干嘛去？”
“我去问问苏建民，他是不是人。”
“你给我站住。”我妈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你现在去找他有什么用？跟他对骂一顿？让他再找人把你也打一顿？”
“他敢！”
“他有什么不敢的？”我妈看着小姨，语气平静得有些可怕，“他今天能带人堵在我上班的地方打我，明天就能带人堵在你家门口。你觉得他不敢？”
小姨站在门口，肩膀僵硬地绷着，手攥成拳头垂在身侧。过了好一会儿，她的肩膀忽然垮下来，像是全身的力气被一下子抽空了。她转身走回来，拉了一张塑料凳子坐在床边，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地哭了起来。
“姐，对不起。”她的声音从指缝间挤出来，闷闷的，“以前你们让我帮忙说句话，我不敢。大舅妈挤兑你的时候，我在旁边装哑巴。二舅在背后算计棠棠的时候，我明明听到了风声，也没敢跟你说。我怂，我怕得罪他们，怕他们不让我好过。可是你从来没怪过我，你从来没怪过我——”
“行了，别哭了。”我妈伸出手，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拍了拍小姨的后背，动作很轻，像是在哄一个摔倒了的孩子，“哭有什么用？哭能把石膏哭掉？能把淤青哭散？别哭了。”
小姨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用手背胡乱抹了把眼泪：“姐，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什么样的？”
“以前你受了委屈从来不说的。就忍着，一个人偷偷哭。我问你你也不说，就说没事没事。”
“那是因为我以前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我妈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街灯，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我今天才想明白。忍了五十年，什么都没过去。忍不会让事情过去，忍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好欺负。他们打了我，然后呢？然后咱们就不追究了，翻篇了，还是一家人？凭什么。”
处置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走廊里传来护士呼叫病人的广播，隔壁床的家属在低声安慰病人。小姨吸了吸鼻子，拎起地上的塑料袋：“姐，我带了饭，先吃饭吧。”
打开饭盒，是热腾腾的馄饨，皮薄馅大，葱花和紫菜浮在清汤上，香油的味道弥漫开来。我妈用没受伤的手拿着勺子，小口小口地喝着汤。我爸也端起一盒馄饨，呼噜呼噜几口就见了底。小姨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吃，时不时抽一张纸巾递给我妈擦嘴，自己那份却没动。
“你怎么不吃？”我妈问她。
“我不饿。”小姨别过脸，把目光投向窗外。
我知道那不是实话。她只是心里堵得慌，什么都吃不下去。
我爸吃完馄饨，擦擦嘴，站起来说：“我去抽根烟。”
他走到处置室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我会意，跟了出去。
走廊尽头的安全通道门口有个小小的天井，雨滴从楼上的边缘淌下来，像一道半透明的帘子。我爸站在门檐下，点了一根烟，烟头的红光在雨幕中一明一灭。我站在他旁边，雨水溅起的凉意扑在脚踝上。
“爸，你有话跟我说？”
他吸了口烟，缓缓吐出来，烟雾被风一吹就散了。他的脸上有一道我今天才发现的新伤——在耳根后面，大概两厘米长，不深，但血痂还是新鲜的。大概是下午在混乱中被谁的指甲划的。
“下午我扶你妈从超市回来，”他开口了，声音混在雨声里有些模糊，“在出租车上她跟我说了句话。她说建国，如果有一天咱们俩都动不了了，你觉得苏家谁会来照顾咱们？”
我没有说话。
“她说她想了一遍，一个人都没有。大舅子不会，二舅子不会，她自己的亲爹亲妈也不会。她想了半天，发现只有你。棠棠，她只有你。”他把烟头弹进雨里，火星划了道暗红色的弧线，瞬间被雨水浇灭了，“她说她这辈子欠你的，不该把你生在这样的家里。”
“她没有欠我什么。”我靠着墙，看着雨水把天井里的水泥地打得噼啪作响，“她给了我最好的东西——让我知道我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又点了一根烟。他平时烟瘾不大，一天三四根顶天了，今天已经抽了将近一包。
“你二舅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忽然说。
我猛地转头看他：“什么时候？”
“你去打电话的时候。我没跟你妈说。”
“他说什么？”
“他说今天的事是个误会。大舅妈太激动了，他一时拦不住，没想到那两个人会动手。他说医药费他出，让你妈好好养伤，别往心里去。”我爸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复述一段跟自己毫无关系的话。
“误会？他说这是误会？”
“他还说，”我爸吸了口烟，“让你别折腾了。一家人闹到外面去，对谁都不好。你在广州工作，名声要紧。他在县里认识的人多，真闹僵了对咱们没好处。”
雨声忽然变得很大，像是在天井里倒了一盆水。我靠着冰冷的墙壁，觉得胸口有一团火在烧，烧得我喉咙发紧，呼吸都不顺畅。
“他威胁你。”
“我知道。”我爸弹了弹烟灰，“跑出租二十年，什么威胁没听过。”
“你怎么说的？”
“我说——”他把烟头掐灭在门框上，火星溅到他的手背上，他连眉都没皱一下，“苏建民，你要是觉得找两个社会人就能把我们家吓住，你太小看赵建国了。我闺女是讲法律的，你等着接传票吧。”
我看着我爸的侧脸。他今年五十三了，头发白了小半，背也有点驼，靠在门框上的时候肩膀一高一低——那是常年开车落下的职业病。他穿着洗得变形的白背心和破了洞的裤子，脚上是一双十块钱的人字拖。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跟“厉害”这两个字沾边。
但他刚才在电话里跟苏建民说——你等着接传票吧。
“爸，”我轻声问，“你不怕他真的找人找咱们麻烦？”
“怕。”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吓人，“怕有什么用？怕了他们就不会欺负你妈了？怕了他们就不会惦记你的房子了？你妈说得对，忍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换来。以后不忍了。你该起诉就起诉，该报警就报警，爸这把老骨头，陪你玩到底。”
雨还在下，似乎比刚才更大了些。我抬起头，看见天井上方那一小块天空，被城市的灯光染成了暗橘色，雨丝从黑暗中落下来，像是天上有人在往下撒银针。
“咱们回去吧。”我说，“妈该等急了。”
回到处置室的时候，我妈已经吃完了馄饨，正靠在床上闭目养神。小姨坐在旁边，把饭盒收拾干净了，桌面擦得整整齐齐。看到我进来，我妈睁开眼睛。
“你爸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是让我别担心。”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
“今晚你和小姨回去休息。”她说，“你爸在这儿陪我就行。”
“妈——”
“听话。你明天还要见律师，养好精神。”她的语气不容商量。
小姨站起来：“姐，我跟棠棠一块儿回去。明天早上我来送早饭，想吃什么？”
“随便什么都行。你路上小心点。”
小姨点了点头，拎起空了的塑料袋，挽着我的胳膊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妈一眼。
“姐。”
“嗯？”
“今天的事，对不起。”
我妈摆了摆手，没有睁眼，嘴角却弯了一下，幅度很小，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走吧走吧，别煽情了。雨下大了，路上滑。”
我和小姨走出急诊室，撑了一把从护士站借来的伞。雨比刚才大了不少，雨滴砸在伞面上发出密集的嘭嘭声，街面上的积水已经漫过了鞋底，路灯的光碎在水洼里，像一地金黄色的玻璃碴子。小姨开了一辆白色的小电动车，车身上贴着“秀英超市”四个字，被雨淋得有些模糊。
上了车，小姨没有马上发动。她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握着方向盘，沉默了好一会儿。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有节奏的吱嘎声。
“棠棠，明天秦律师来，我想跟你们一起见。”
“好。”
“还有，”她转过来看着我，眼睛在车内昏暗的光线里显得特别亮，“你二舅有些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
“你知道你二舅托了谁查你吗？”小姨的声音压得很低，好像怕被车外的人听到。
“不知道。”
“他托了一个姓孙的人，叫孙建军，以前在县教育局跟你二舅共事过，后来调到广州了，具体去了什么单位我不清楚。过年的时候你二舅喝多了，自己说漏嘴的。”
孙建军。广州。教育系统出来的，可能是教育局，也可能是学校。有了名字和范围，查起来就容易多了。
“谢了小姨。”
“别谢我。”她发动了车子，电动车发出轻微的嗡鸣声，缓缓驶出医院停车场，“以前你妈挨欺负的时候，我躲在后面不吭声，总觉得只要自己不出头就没事。今天下午看到你妈躺在急诊室里，脸肿成那样，手上打着石膏，我才知道——我躲了那么多年，有什么用？该来的还是会来。我们越是忍，他们越是过分。你妈今天挨打，也有我一份。”
“小姨——”
“你听我说完。”她把着方向盘，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你二舅跟大舅妈，这么多年在苏家横着走，仗的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软弱。我妈软弱，你妈软弱，我也软弱。我们都不敢反抗，都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棠棠，软弱是养料，你越软弱，他们越猖狂。你妈今天的伤，是我们三个姐妹用半辈子懦弱养出来的怪物，一巴掌全扇在了她脸上。”
车外的雨声铺天盖地，雨刷疯狂摆动，把不断涌来的雨水一波波推到玻璃边缘。街道两旁店铺的霓虹灯在雨夜中显得格外鲜艳，红光蓝光被雨幕折射成一条条彩色的光带，从车窗上流淌而过。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攥着安全带，指节有些发白。
“小姨，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她轻声说，“你妈下午在急诊室里说的那番话，我反复想了好几遍。忍了五十年，什么都没过去。你妈用了五十年才想明白的事，我不能再用五十年去想一遍了。棠棠，帮我们打这场仗，帮小姨把这五十年的懦弱，一次性还清。”
车在雨夜中缓缓前行，雨刷来回摆动，把模糊的挡风玻璃一遍遍擦亮，又一遍遍被雨水打湿。电动车的电机声很轻，车轮碾过积水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冰凉凉的，贴着太阳穴，像一块退烧贴。
“好。”我说，“咱们一起还。”
那天晚上，我躺在酒店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我索性爬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整理这些东西。
我把时间线列了出来——
半年前，二舅托孙建军开始调查我。两个月前，大舅妈在家族聚会上第一次提到表弟要结婚。三天前，二舅打电话说外公想我，让我回家吃饭。昨晚，家宴上逼房子。今天下午，我妈被打。
我盯着这条时间线，把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名字逐一填进去。外公、外婆、大舅苏建国、大舅妈张春芳、表弟苏明宇、二舅苏建民、二舅妈刘桂芝、表弟苏浩然。小姨苏秀英，小姨夫周德顺。孙建军。
每一个名字都像一块拼图，慢慢拼出事情的全貌——这从来不是什么“一家人帮一把”，这是一场谋划了半年的围猎。目标是我，猎物是我那套番禺的房子和我银行卡里的积蓄。大舅妈要房子，二舅要人脉，外公是他们的旗帜，我妈是他们的挡箭牌。
我把文档保存好，备份到云端，又发了一份到自己的邮箱。
床头的电子钟显示凌晨两点四十七分。窗外偶尔有一辆车驶过，轮胎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反复播放着我妈躺在急诊室病床上的画面——脸上的淤青，手腕上的石膏，还有她说的那句话。
“今天挨的这顿打，不能白挨。”
手机忽然亮了一下。
苏明宇发来了一条消息，只有短短一行字。
“姐，我听说了。我妈他们太过分了。如果你们要报案，我可以作证。”
下面紧跟着又发来一条。
“还有，我知道孙建军的单位。”
窗外又下起了雨，细密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嗒啪嗒，像有人在轻轻敲窗。远处的天际线泛起了微弱的鱼肚白，灰色的云层被晨光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
天快亮了。
第7章 亮剑
秦悦的高铁是上午十点四十七分到站的。
我在出站口等她。广场上人很多，接站的、拉客的、等人的，还有几个举着酒店牌子的大妈在人群中穿梭，空气里混着雨后泥土的腥味和汽车尾气的热浪。天放晴了，太阳又毒辣起来，昨夜的雨水被晒成了闷热的蒸汽。
秦悦从出站口走出来，拉着一个黑色的登机箱。她穿着浅灰色的西装外套和白色T恤，在人群中很显眼，不是因为她多漂亮——她的长相偏冷，颧骨有点高，嘴角习惯性地微微上扬，不笑的时候也像在笑。是那种站在那里就让人觉得她手里有事要办的人，像一把收在刀鞘里的刀，不张扬，但你能感觉到刀刃的存在。
“秦律师。”我迎上去。
“叫我秦悦就行。”她跟我握了手，手掌干燥有力，“你爸妈还在医院？”
“我妈要留院观察一晚，今天应该能出院。我爸在陪她。”
“先去酒店放行李，然后直接去医院。路上你给我把情况顺一遍。”
我叫了辆车，在去酒店的路上，我把这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的事一件一件说给她听——家宴逼房、苏明宇的反水、超市门口的殴打、小姨说的孙建军这条线索。秦悦听得很专注，偶尔打断我确认一些细节，比如时间、人名、具体的对话内容。她没有做笔记，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好像在按照某种逻辑框架把信息分类归档。
“我昨晚加班查了一下孙建军的去向。”秦悦说，“天河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副科长。从你老家这边调过去的，调过去六年了。你二舅跟他是老同事，两个人之前在县教育局共事过八年，有这段关系在前，你二舅托他查你的房产和收入，逻辑上是通顺的。”
天河区教育局。副科长。
我脑子里“咔哒”一声，一块拼图落了位。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两条线并行。”秦悦竖起两根手指，“第一条，民事侵权诉讼。针对你二舅非法获取和利用你个人信息的行为，我们有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启动诉讼。第二条，刑事报案。针对昨天下午的殴打事件，我上午先去医院看你爸妈，固定伤情证据，然后陪你去派出所做补充笔录。关于孙建军非法泄露你个人信息的事，也需要在报案材料里一并提交，公安机关有义务立案侦查。”
“我爸妈的事——那两个人还没抓到，我二舅又不承认是他带的人。警察会不会立不了案？”
“立案的标准不是非得当场抓到人。”秦悦的语气很从容，“你爸妈的伤情鉴定、目击者证言、苏建民在现场的事实、以及他事后的威胁电话，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已经可以构成治安案件的立案条件了。至于那两个人，抓到抓不到是公安机关的事，你的责任是把证据提供完整。”
车到酒店门口。秦悦办好入住，把行李箱往房间一放，五分钟就下来了。我们直接去了医院。
到了县医院，我妈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院了。秦悦看了我妈脸上的伤，又看了病历和CT报告，拍了照。她跟我爸握了手，自我介绍说“我姓秦，苏棠委托的律师”，语气礼貌但不热络，是那种公事公办的职业感。
我爸有些局促，大概是不太习惯跟律师打交道，手在裤子上蹭了好几下才伸出去。他身上的白背心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扣子系得一丝不苟，看得出来是特意换的。
“秦律师，棠棠跟我们说了您要来，麻烦您跑一趟。”我爸说。
“不麻烦。”秦悦在病床边的塑料凳子上坐下，打开笔记本电脑，“赵叔，我需要你把昨天下午在超市门口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越详细越好。从你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开始说。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关键证据，不管你觉得重要不重要，先说出来。”
我爸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他坐下来，把手放在膝盖上，开始说。
他从接到电话开始说，说到他油门踩到底赶过去，说到超市门口围了一大群人，说到大舅妈拽着我妈胳膊的样子。他说的时候声音很低，但很稳，像是在向领导汇报工作，努力控制着情绪。但说到我妈被人拽着头发摔在台阶上的时候，他的声音还是抖了一下。只是抖了一下，他就立刻收住了，清了清嗓子，继续说。
秦悦从头到尾没有打断他，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着，偶尔抬头问一句：“那个人是从左边冲上来的还是右边？”“你大舅妈当时站的位置离你多远？”“苏建民在你妈摔倒之后有没有任何动作？”每一个问题都精确具体，像是在用提问的夹子从杂乱的叙述中一颗一颗地挑出关键的事实。
问完我爸，她又问了我妈。我妈说得很慢，偶尔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但她说得很清楚，不像昨晚刚进医院时那样恍惚了。她详细描述了那两个人的体貌特征——三十来岁，一米七出头，短发，黑T恤，其中一个左胳膊上有一片模糊的纹身，看不出具体图案。她还回忆起一个我之前不知道的细节——那两个人来的时候，她听到其中一个叫另一个人“老六”。
“这个信息很重要。”秦悦在文档里加粗标注，“绰号‘老六’，左臂纹身，三十岁出头，身高一米七左右。这些特征足够警方在数据库里做排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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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完我爸妈，秦悦合上电脑，转头对我说：“走，去派出所。做补充笔录，提交伤情鉴定，要求调取周边监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手机响了。
是小姨打来的。
“棠棠，你二舅来店里了。”小姨的声音压得很低，周围有货架碰撞的声响，“他问你在哪，说想跟你‘谈谈’。我没告诉他。他脸色不太好，身边还跟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不是昨天那两个。”
一股凉意从脊椎底部蹿上来，像一条冰冷的蛇贴在后背上。
“小姨，你别跟他冲突。锁店门，去后屋待着。”
“我不怕他。我就是跟你说一声。”小姨顿了顿，“棠棠，你小心点。我看他那个样子，不像是来谈事的。”
挂了电话，秦悦看着我，没有问是谁打的，只说了一句：“需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我把手机攥在手里，“大白天他不敢怎么样。先去派出所。”
“走。”
去派出所的路上，秦悦又接了一个电话。是她的同事打来的，说了大概十分钟。挂断后，她转头看我。
“我们所的助理刚查到了一些东西。苏建民，你二舅，上个月在县城信用联社以他妻子刘桂芝的名义贷了一笔款，十五万，用途是装修。”
“装修？他家的房子三年前才装修过。”
“所以他这笔钱真正的用途应该不是装修。”秦悦合上手机，“他把钱给了谁、用在哪了，查不到。但时间点很有意思——贷款是上个月放的，你妈是昨天被打的。这笔钱有没有用来雇佣社会人员，是值得追的一条线。”
贷款。雇佣。围猎。
这几个词在我的脑子里撞来撞去，撞出一片嗡嗡的回声。我二舅那样一个穿白衬衫戴金丝眼镜的人，一个在教育系统混了几十年的老公务员，为了逼我交出房子，已经开始借钱雇打手了。他疯了还是我疯了？
到了派出所，秦悦陪我做完了补充笔录。我把小姨提供的孙建军这条线索也写进了报案材料里——天河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副科长孙建军，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查询并非法向苏建民提供我的个人信息。我把时间线整理得很清楚，哪一天在哪里发生了什么，谁在场，说了什么话，都写得明明白白。经办民警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姓马，接过材料看了两遍，表情从例行公事变成了皱眉。
“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如果属实，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多了。”马警官把材料放在桌上，抬头看了我一眼，“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刑事犯罪，加上殴打他人、威胁恐吓——这不是普通的家庭纠纷。不过有一点你要有心理准备，刑事立案需要证据达到一定门槛，光有线索还不够。”
“需要什么证据？”
“比如，能证明孙建军确实通过内部系统查询了你个人信息的记录。比如，能证明你二舅花钱雇佣社会人员的资金流水。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时间去查，你要有耐心。”
“我明白了。”
从派出所出来，阳光已经变得毒辣，柏油路面上蒸腾着热气，远处的景色都变了形。秦悦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眯着眼看了看天空，然后转向我。
“孙建军这条线，可以同步走行政诉讼，向天河区教育局举报他违规查询公民个人信息。这个我回去就办。”
“好。”
“还有，”她看着我，语气比之前更郑重了些，“苏棠，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一旦刑事立案，你二舅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到时候你整个家族的人都会来劝你撤案、调解、写谅解书。有人会说这是家务事不要闹大，有人会说都是亲人有话好好说，有人会用感情绑架你，有人会用长辈的身份压你。你外公、你大舅、你外婆、甚至你妈——他们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心软，反过来劝你收手。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我说。
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我没有犹豫。但我心里知道，秦悦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我确实准备好了面对二舅和大舅妈，准备好面对警察和法院，准备好面对一切来自外部的压力。
但我知道她最后说的那句话才是最难的。当真正来劝我的人是我妈，当那个一辈子逆来顺受的女人在最后一刻心软了、怕了、退缩了，我能不能顶住？
我对自己说，能。
我必须能。
下午三点，秦悦坐高铁回了广州。她走之前给了我一份清单，上面列着她接下来一周要做的事——向天河区教育局提交举报材料、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孙建军的查询记录、向公安机关提交正式的刑事控告书。她把每一条后面都标注了时间节点和预期结果，精确到了天。
“有任何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她在进站口回头说了一句，“尤其是你二舅那边再有什么动作，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送走秦悦，我打车回了一趟家。
我妈已经出院了，半靠在沙发上，左手打着石膏搁在扶手上，脸上换了新纱布，精神看起来好了一些。我爸在厨房里煮面条，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茶几上放着几个塑料袋，是小姨早上送来的水果和点心。
“派出所的事办完了？”我妈问。
“办完了。做了补充笔录，提交了材料，等警方调查。”
“嗯。”她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吃饭了没有？你爸煮了面。”
“不饿。”
“不饿也要吃。”她指了指厨房，“去，帮你爸端碗。”
我走进厨房，蒸汽扑了一脸。我爸正往锅里打鸡蛋，蛋液在沸水里迅速凝固成白色的云朵。他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两个碗。
“秦律师走了？”
“走了。”
“她怎么说？”
“说证据链够了，可以启动诉讼。刑事和民事两条线同步走。”
我爸把煮好的面条捞进碗里，浇上西红柿鸡蛋卤，撒了把葱花。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事。
“棠棠，”他端着碗，没有看我，“你二舅那个人，我在苏家看了二十多年。他看着文绉绉的，其实比谁都狠。你别看他只是个教育局的小科长，县里这种地方，关系盘根错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们走法律途径，爸支持。但是你自己在外面跑的时候，小心点。”
“我知道，爸。”我接过碗，“我会注意的。”
“你妈那边你不用担心。”他把另一碗面端起来，往客厅走了一步，又停下来，“昨晚她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早点学会说‘不’。她说如果她早二十年学会，你小时候就不会在苏家受那么多白眼。但是爸不这么想。”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睛有些发红，但没有哭。
“爸觉得她学得不晚。五十多岁怎么了？五十多岁学会说‘不’，总比一辈子都不会强。她昨天在医院里说的那番话，爸这辈子都没听她说过。她硬气起来了，咱们爷俩不能给她拖后腿。”
我把面端到茶几上，和我妈一起坐在沙发上吃。我爸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端着一碗面呼噜呼噜地吃。阳光透过纱窗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细细密密的格子，楼下有小贩在吆喝卖西瓜，拖长了尾音，一声一声地穿过午后的热浪。
吃到一半，我妈忽然放下筷子。
“棠棠，你外婆刚才打了个电话过来。”
我拿着筷子的手停了一下：“说什么？”
“说你二舅早上去了她那儿，跪在她床前哭。说自己一时糊涂，说对不起我，说让我看在亲兄妹的份上原谅他一次。”我妈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复述一段跟自己无关的新闻。
“你怎么说的？”
“我说——”她用没受伤的那只手端起碗，喝了一口汤，然后轻轻放下，“我说你打的人不是我，是你外甥女。你要跪，跪棠棠去。”
我爸在旁边差点把面条呛进鼻子里。
“妈，”我有些意外地看着她，“你真的这么说的？”
“还能怎么说？”她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冷硬的、近乎锋利的清醒，“他在我妈面前跪着哭，哭给谁看？不就是觉得我心软，觉得他只要装可怜我就会松口吗？我昨天躺在急诊室里的时候，他怎么不可怜可怜我？”
她抬起那只打着石膏的手，看了一眼，又放下。
“这五十年来，我对他们说过太多次‘没事’。今天这道坎，我不替他说了。该是谁的账，谁来还。”
窗外的蝉鸣忽然响了起来，尖锐而绵长，像有人在用力地摇一把生锈的铁铃。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树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阳光很烈，把客厅里的灰尘照得一清二楚，每一粒都像悬浮在空中的微小的星。
我把最后一口面条吃完，把碗放在茶几上，伸手握住了我妈没受伤的那只手。她的手指还是那么粗糙，指节还是那么粗大，但掌心很温暖，暖得像冬天里灌了热水的玻璃瓶。
“妈，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谢谢你没有说‘算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去，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擦了擦眼睛。我爸在旁边低着头吃面，肩膀轻轻抖了一下，但他没有抬头。
午后的阳光静静地铺满了一屋子。楼下的西瓜贩子还在吆喝，蝉鸣一阵接一阵地涌来，像是不知疲倦的海浪。远处有火车驶过，汽笛声穿过了半个城市，在闷热的空气里回荡了很久才慢慢消散。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面很烫，汤很鲜，葱花的香气还留在齿间。
窗外阳光很好。
一切都好。
第8章 余波
三天后，立案通知书下来了。
不是刑事立案——马警官说殴打案件的证据还在补充侦查中，那两个叫“老六”的人暂时没找到，监控视频的角度也不好。但治安案件的行政立案批了，案由是“殴打他人”，办案民警开始正式传唤相关人员。
同时，秦悦那边也来了消息。天河区教育局收到了举报材料，已经启动了对孙建军的内部调查。秦悦说教育局纪委的人找孙建军谈了话，他当场就慌了，承认自己帮苏建民查过我的房产信息，但辩解说只是“帮老同事一个忙”，没收钱，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他不知道？”我在电话里冷笑了一声。
“他当然知道。”秦悦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职业性的淡漠，“教育局每年都有信息安全和保密培训，他不可能不知道。不过他说没收钱，对咱们影响不大。非法获取和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收不收钱只是量刑情节的轻重，不影响定罪。我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正式调取孙建军在房管系统的查询记录。一旦拿到这个记录，你二舅非法获取你房产信息的证据链就完整了。”
“需要多久？”
“调查令审批大概一周。拿到记录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提起民事诉讼了。”
“好。”
“还有一件事，”秦悦顿了顿，“你二舅昨天给我打了电话。”
“什么？”我握着手机的手一紧，“他怎么有你电话？”
“不知道，可能是从你们家族群里找到的。他说想跟我谈谈，了解一下‘我当事人的诉求’。我说当事人没有授权我跟对方直接沟通，请他通过律师联系。他沉默了几秒，说了句‘好’，就挂了。”
“他又想干什么？”
“不管他想干什么，”秦悦的声音依然很稳，“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沟通都留痕。电话录音，微信截图，短信保存。你爸妈那边也一样，任何人联系他们，一律文字留痕。”
“我明白。”
接下来的几天，平静得有些异常。
没有任何人打电话来闹，没有任何人上门来吵。家族群里一片死寂，平日里每天都要发养生文章和表情包的大舅妈销声匿迹了，二舅也沉默得像退群了一样。外公那边没有消息，外婆也没有再打电话来。好像昨天还闹得天翻地覆的那场风波，忽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按下了暂停键。
我妈的手腕恢复得还可以，石膏要再打一个月才能拆。她照样每天早起给我爸做早饭，单手打鸡蛋，单手炒菜，倔得跟头牛似的。我爸不让她做，她就瞪他，说“我另一只手又没断”。我爸拗不过她，只好在旁边打下手，递盐递酱油，笨手笨脚地帮着洗菜切菜。
超市那边，店长给我妈打了电话，说让她好好养伤，岗位给她留着，工资按病假发。我妈挂了电话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句“好人还是有的”。
小姨每天都来，有时候带饭，有时候带水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来坐坐。她把家里的存货都搬了过来——牛奶、饼干、速冻水饺，把我家冰箱塞得满满当当。她跟我妈坐在沙发上，两姐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小时候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大冬天水冰得刺骨，两个人的手冻得通红，洗完衣服回到家还要挨外公的骂，说洗得太慢了。说着说着两个人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
有一天晚上，小姨要走的时候，我妈忽然叫住她。
“秀英，你说我要是早点学会说‘不’，咱们姐妹几个，是不是就不用受那么多罪了？”
小姨站在门口，手里拎着钥匙，沉默了好一会儿。
“姐，你现在学会了，也不晚。”
“是啊。”我妈靠在沙发上，看着自己裹着石膏的手，嘴角弯了一下，“五十年，是有点晚。但总比一辈子都不会强。”
平静的第五天，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苏明宇。
他是晚上七点多来的，一个人，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T恤，头发没做造型，看起来很疲惫。他手里拎着一袋水果，站在门口，不太敢进来，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爸去开的门，看到他愣了好几秒。
“赵叔，”苏明宇的声音有些哑，“我来看看大姑。”
我爸侧身让他进来了。我妈看到他，表情有些意外，但没说什么，指了指沙发让他坐。苏明宇把水果放在茶几上，在沙发边上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不安地绞在一起。
“大姑，对不起。”他低着头，“我妈那天的事，我对不住您。”
“你妈是你妈，你是你。”我妈的声音很平淡，“你来就为了说这个？”
“不是。”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妈，“我还有事想跟你们说。”
“什么事？”
苏明宇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大姑，我妈和二舅他们，还没有死心。”
客厅里的空气忽然凝固了。
“什么意思？”我爸放下手里的遥控器，声音沉了下来。
“昨天我妈在家里打电话，她以为我在楼上打游戏没听见。她跟二舅说——孙建军被查了，二舅可能会被牵连，让二舅赶紧想办法。二舅说让她别慌，说事情还没到那一步，说——说只要棠棠撤案，一切都能翻篇。”
“他怎么觉得我会撤案？”
“二舅说，”苏明宇咽了口唾沫，声音变得更低了，“只要让你们知道，这件事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他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他在县里认识的人多，你们要是不撤案，他有的是办法让赵叔跑不了出租，让大姑丢了超市的工作。”
我爸把遥控器重重地拍在茶几上，遥控器的电池仓弹开了，一节五号电池滚到地上，骨碌碌转了几圈才停住。我妈坐在沙发上，脸色铁青。
“他还说了什么？”我问苏明宇。
“他还说——”苏明宇咬了咬牙，“他还说你在广州也不是动不了的。他说他知道你在哪家公司上班，知道你们公司的大客户都有哪些，他说他认识几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大不了鱼死网破。”
“你听到了这些，为什么要来告诉我们？”我妈看着他，“他是你舅舅。”
苏明宇沉默了很久。
“大姑，我从小到大都不懂事。小时候抢棠棠姐的东西，觉得理所当然。我妈说什么我听什么，从不动脑子。去年我女朋友流产，婚没结成，我整个人都垮了。我妈骂我没出息，我爸叹气，我那些兄弟都躲着我。只有棠棠姐给我转了五千块钱，什么都没说，就一句‘吃点好的’。”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后来想了很多。你们说我们家重男轻女，但其实我这个‘男’也没得到什么好。他们把我惯坏了，惯得我以为全世界都该围着我转。我欠棠棠姐的，我这辈子都还不清。我今天来，不是来求你们原谅的，我就是觉得——你们有权利知道他们还在算计什么。”
客厅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屏幕上放的是天气预报，一个穿西装的主持人正指着云图说台风要来了。窗外的蝉鸣忽然停了，空气闷得发慌，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明宇，”我妈开口了，声音很轻，“你回去吧。别让你妈知道你来过。”
“大姑——”
“你妈是你妈，你是你。你今天能来，大姑记你的情。”她摆了摆手，“走吧。回去以后该干嘛干嘛，别掺和了。”
苏明宇站起来，眼眶有点红，朝我妈鞠了一躬，又朝我爸鞠了一躬，然后低着头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说了句“姐，保重”，然后轻轻带上了门。
门关上之后，客厅里安静了很久。我爸坐在沙发上，把滚到地上的电池捡起来，装回遥控器里，手有些发抖，装了两次才装好。
“棠棠，明宇说的那些话，你怎么看？”我妈问我。
“二舅在虚张声势。”我说，“他要是真有那么大的能量，早在我报警之前就用了，不用等到现在。他现在是四面漏风——孙建军被查了，两个打手还没抓到，他雇人打人的嫌疑越来越大。他急了。人一急就会犯错，犯的错越多，我们手里的牌就越多。”
“那他说能动你工作的事——”
“他说他认识几个能说得上话的人。”我冷笑了一声，“知道他在唬什么吗？他在唬我们不了解广州。我们公司在广州算不上什么大企业，但也不是一个县城教育局科长能伸手够到的地方。他要真有那个本事，他儿子苏浩然考公务员还用得着在家待业？他自己早就调到广州去了。”
我爸听完，紧绷的肩膀慢慢松弛下来，靠在沙发背上，长长地呼了口气。
“丫头，你比你爹有脑子。”
“爸，不是我有脑子，是我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知道县里的‘关系’出了县城就不好使了。他的关系网只能在这个县城里横，出了这个县城，他什么都不是。他能让您的营运证卡壳，能让超市给妈穿小鞋，这些我相信。但他的手伸不到广州——他现在这么说是被逼急了，想吓住我们让我们撤案。”
“那咱们还继续吗？”我妈问。
“继续。”我说，“不但要继续，还要加快。秦律师的调查报告快出来了，一旦拿到孙建军查询我房产信息的记录，民事诉讼立刻启动。至于刑事这边，等马警官那边抓到那两个打手，二舅花钱雇人的事就跑不掉了。”
我妈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她靠在沙发上，看着自己裹着石膏的手，轻轻活动了一下手指。窗外起了风，院子里的老槐树哗哗作响，树叶在路灯的光影中疯狂摇摆，像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在拍打。天空暗了下来，云层压得很低，隐隐有雷声滚过天际。
台风要来了。
那天深夜，我收到了秦悦发来的邮件。
邮件标题只有一行字：【调查报告已出，请查阅附件】
我点开附件，一页一页往下看。调查报告写得很扎实，一共十二页，每一页都是干货。秦悦通过法院的调查令调取了孙建军在房管系统的查询记录，记录显示他在过去半年内，先后三次通过内部系统查询了我的房产信息——第一次是今年一月，查的是我的购房合同备案信息；第二次是三月，查的是不动产权登记信息；第三次是五月，查的是房屋面积和户型图。
三次查询的IP地址和操作员工号都指向孙建军本人，每一笔记录都有系统日志留存，铁证如山。
除了查询记录，秦悦还查到了一件事——孙建军查询我的信息之后，他的手机号码和苏建民的手机号码之间，有过多次通话记录。最近一次通话长达四十七分钟，时间恰好是家宴的前一天晚上。
我把邮件转发给了经办民警马警官，然后在微信上给秦悦发了条消息。
“秦悦，调查报告收到了。谢谢你。”
过了几秒，秦悦回了一条。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紧跟着又发了一条，“苏棠，这份调查报告拿到，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提起民事诉讼了。接下来，就是你决定的时候了。要不要告？”
我坐在酒店的书桌前，电脑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窗外是越来越大的风声。我盯着秦悦发来的最后四个字，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手机忽然又震了一下。
是我妈发来的微信，只有一句话。
“棠棠，不管你怎么决定，妈都支持你。”
那一刻，窗外的风终于撕开了云层，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密集的鼓点般的声音。楼下的街道很快积了水，路灯的光碎在水面上，像一地被风吹灭的星星。
我深吸一口气，在键盘上敲下回复。
“告。”
第9章 风暴眼
起诉书递交法院的那天，是个难得凉爽的阴天。
秦悦发来消息说立案审核通过了，案由是“隐私权纠纷”，被告是苏建民和孙建军两个人。她说按照流程，法院会在七天内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到时候苏建民就会知道他被告了。到时候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
同一天下午，马警官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老六抓到了。”
短短五个字，我握着手机的手一下子收紧了。
“真的？”
“真的。这人叫刘老六，县城东郊的无业人员，有前科，三年前因为故意伤害被判过缓刑。我们是在他出租屋里找到他的，他一开始不承认，后来我们拿了监控截图和目击者证词给他看，他就怂了。他交代说是一个姓苏的人花钱雇他跟另一个叫阿坤的人去‘壮声势’，一个人五百块。”
五百块。我妈的手腕被打到骨裂，脸上缝了六针，我爸的膝盖磕在水泥台阶上到现在还在疼。这一切的价码，是两个人一千块钱。
“苏建民还是苏建国？”我问。
“目前只查到是‘姓苏的’。刘老六说他不认识那个人，是通过中间人联系的，见面的时候对方戴着口罩，只说自己姓苏。我们正在追那个中间人，找到了就能指认。”
“需要多久？”
“最迟这周之内。我们已经掌握了刘老六的供词和转账记录，就算他不指认，光是现有的证据也够拘留了。你放心，这个案子跑不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客厅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觉得胸口那块压了好几天的石头终于松动了一点。我把消息告诉了爸妈，我爸沉默了几秒，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我妈坐在沙发上，用没受伤的手慢慢揉着石膏边缘露出来的皮肤，说了一个字：“好。”
两天后，秦悦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一种克制的兴奋。
“苏棠，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孙建军今天主动联系我们了，说愿意作证。你二舅不仅托他查了你的房产信息，还让他帮忙查过你公司的背景和客户名单。这些他都有记录，愿意提供给法院。”
“他为什么忽然愿意作证了？”
“因为他被教育局停职审查了，查他的时候还翻出了别的违规操作，事态比他预想的严重得多。他现在想立功减责。”
我靠在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稀稀拉拉的行人，忽然觉得很讽刺。同盟和敌人之间的转换，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停职审查。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这些证据够了吗？”我问。
“够了。”秦悦的回答斩钉截铁，“加上刘老六的口供和孙建军的证词，我们手里的牌足以让你二舅承担民事责任，刑事案件也有了关键突破。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你外公。”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
“他怎么了？”
“他托人给我带话，说想见你一面。”
三天后，我还是去了。不是心软，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见这一面，他会直接找我妈，而我妈现在还打着石膏。
外公家在县城的老干部家属院，红砖楼，三层，楼前种了两棵柿子树，每年秋天柿子熟了都没人摘，烂在地上招苍蝇。楼道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气味——老家具的木头味、樟脑丸、还有老年人身上特有的药膏味，混合在一起，是我整个童年里最压抑的记忆。楼下的石凳上坐着几个老人，摇着蒲扇，目光追着我走进楼道，像在看一出戏。
开门的是外婆。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我拉进门，压低声音说：“棠棠，你外公在里面，你好好说，别顶他。他这几天血压又高了。”
客厅还是原来的样子——老式的藤编沙发，扶手上磨出了深色的包浆，茶几上的玻璃板压着几张泛黄的全家福，电视机还是那台十几年前的大屁股彩电。窗台上放着几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叶子蔫蔫的，土都干裂了。墙上挂着大舅妈送的字画，印刷品，裱在一个廉价的塑料框里，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四个大字。
外公坐在沙发上，背挺得直直的，手里拄着那根用了十几年的花椒木拐杖。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系得严严实实，像是被人勒着脖子。他的头发比上次见又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以前一样——浑浊中带着不可动摇的威严。
“来了？”他看着我，声音沙哑。
“嗯。”我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没叫外公。
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拐杖头上反复摩挲，像是在措辞。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光带，灰尘在光带里缓慢翻滚，像水中的微尘。
“你二舅的事，”他终于开口了，“我听说了。”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
“你二舅做的事，是不对。查你的信息，找人来闹，这些事他做得不对。”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拽着，艰难地从喉咙里爬出来，“但是棠棠，他毕竟是你二舅。你把事情闹到法院去，对谁都不好。你二舅在教育局干了十几年，你现在把他的名声毁了，他以后怎么工作？浩然还没结婚，你让他怎么找对象？还有你大舅妈，她再不对也是你舅妈——”
“外公，”我打断他，“我妈手腕骨裂，脸上缝了六针。”
外公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她现在还在打石膏，脸上会不会留疤都不确定。”我看着他浑浊的眼睛，“您问过我一句吗？”
“你妈的事，你二舅说了，是误会。他跟那两个社会人不认识，是中间人找来的，他只说壮声势，没说打人——”
“外公，”我再次打断他，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您信吗？”
他没说话。
“您信苏建民花了一千块钱雇两个有前科的人去‘壮声势’，结果他们自己动的手，跟他没关系？”我笑了一下，嘴角发苦，“您不信。您比谁都清楚他在撒谎。但您还是来劝我，因为他姓苏，是您儿子。我妈也姓苏，但她是女儿。在您眼里，儿子犯了法是要保的，女儿挨了打是要忍的。对吗？”
外公的嘴唇开始哆嗦，拐杖头在地板上磕了一下，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苏棠！你这是什么话？！我来跟你好好商量，你给我扣什么帽子！”
“商量？”我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您说的‘商量’，就是让我撤诉，让我放过一个打了我妈的人，对吗？”
“他是你二舅！”
“他带人打我妈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她是他妹妹？”
外公的拐杖又磕了一下地板，声音更大，茶杯都跟着震了一下。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外婆赶紧从厨房跑出来给他拍背。
“别拍！”他一把挥开外婆的手，指着我的鼻子，“苏棠，我告诉你，你今天不答应撤诉，以后就别叫我外公！苏家的门，你别再登了！”
我站起来，低头看着他。这个从我有记忆起就在教训我的老人，他骂过我妈，骂过我，用最刻薄的语气说“一个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说“你在外面挣钱不干不净”，说“你迟早要撞南墙”。从小我就怕他，怕他的瞪眼，怕他的拍桌子，怕他那句“不听话就别姓苏”。
但现在站在他面前，我发现他变矮了。不是他真的变矮了，是我终于可以直视他的眼睛，不发抖，不低头。他脸上那些曾经让我畏惧的威严，如今看在眼里，只剩下一层薄薄的、摇摇欲坠的硬壳。
“外公，”我说，声音很平静，“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
他的眼睛猛地瞪大了。
“从小到大，您从来没把我当过自家人。考上大学不请客，说我浪费钱。毕业找到工作不夸我，说女孩子能有什么出息。买了房子不恭喜我，转头就想让我送给表弟。您让我回来吃饭，说是想我了——其实只是想拿我当苏家的提款机。今天也一样。您不是来跟我商量的，您是来替苏建民求情的。”
我停了一下，看着他剧烈起伏的胸膛。
“我妈挨打的时候，您在哪？她躺在医院的时候，您打了个电话吗？您现在来跟我讲亲情，讲一家人，您不觉得晚了吗？”
“你——你敢——”
“我敢。”我说，“我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被您骂了只会躲在我妈身后的苏棠了。您要是想让我撤诉，有一个前提条件——您让我妈挨打的事，跟我妈道歉。不是跟我，是跟她。去跟您的女儿说对不起，她为这个家付出了五十年，她欠你们苏家的早就还清了。您先去跟她说一声‘秀兰，这些年苦了你了’，再来跟我谈条件。”
外公的嘴唇哆嗦得说不出话来。他的手指死死攥着拐杖，指节发白，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老树。但我说不上来他那表情是什么——愤怒里掺杂着震惊，震惊里掺杂着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迷茫，像是一个演了一辈子皇帝的人，忽然发现台下的观众早就散了，只剩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把戏唱下去。
“您不用急着回答。”我拿起包，“我也不急着等。”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外婆追了上来，拉住我的袖子。
“棠棠，”她小声说，眼睛红红的，“你外公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外婆，”我握了握她的手，“我妈也是您女儿。”
她的手僵住了。我松开手，推开门，走进了楼道里。身后传来外公嘶哑的声音，不知道是在骂我还是在叫我的名字，被关上的门隔住了，听不清楚。
我没有回头。
楼道里还是那股樟脑丸和旧家具的味道。墙上的石灰剥落了一大块，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我摸黑往下走，脚步声在逼仄的空间里回荡，每一步都踩得很稳，比进来时稳得多。
走出楼道的那一刻，阴天的光线刺得我眯了眯眼。院子里的柿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青色的柿子挂在枝头，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变软变甜。楼下的石凳上，那几个老人还在，摇着蒲扇，用眼角余光扫着我，嘴唇翕动着，大概在猜测这场戏的结局。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雨后的泥土味，混着谁家厨房里飘出来的红烧肉香，真实而具体，人间烟火，触手可及。
手机震了一下。
是秦悦的消息：“下周开庭，你做好准备。”
底下紧跟着又弹出一条，是我妈发来的。
“棠棠，你爸今天休息，做了红烧排骨。晚上回来吃。”
我站在柿子树下，看着这两条消息，看了很久。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第10章 对簿
开庭那天，我穿了一件白衬衫。
不是什么名牌，就是优衣库打折时买的，棉质，挺括，穿在身上很精神。秦悦说不用穿得太正式，民事庭不像刑事庭那么严肃，但毕竟是上法庭，得体还是重要的。我在酒店卫生间的镜子前站了一会儿，把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碎发用夹子别好，又检查了一遍包里要带的文件——身份证、传票、证据清单的复印件，全部用透明文件袋装好，贴着便签纸，标了序号。
像去谈一个准备了很久的项目。
只是这个项目的甲方，是我自己。
县人民法院是一栋灰扑扑的老楼，门口的台阶被无数双脚磨出了凹痕，国徽挂在门楣上，金色的漆面被岁月打磨得有些暗淡。大院里的梧桐树正值花季，紫色的花絮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铺了一层碎绒布。我提前半小时到的，秦悦已经到了，站在台阶上等我，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紧张吗？”她问。
“有一点。”我如实说。
“有是正常的。民事庭审的程序我顺过，你是原告，坐在左边，被告是苏建民和孙建军，坐在右边。庭审分三个阶段：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你只需要在法庭调查阶段回答法官的提问，其他部分我来处理。记住一点——回答问题简洁清晰，对方律师可能会诱导你或者激怒你，不要激动，不要被他带节奏，看着我，我会帮你。”
“好。”我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秦悦低头看了一眼手机，“马警官那边刚发来消息，他们已经找到了中间人，就是帮苏建民雇刘老六和赵坤的人，叫郭三，城东一个开棋牌室的，有前科。郭三交代了，确实是苏建民直接联系的他，转账记录也调到了，一千块，分两笔转的，一笔五百。”
“刑事这边能立案了吗？”
“差不多了。等今天庭审结束，民事这边的事实认定出来，刑事那边也可以同步推进。”
进了法庭，我看到了苏建民。
他坐在被告席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金丝眼镜还是那副，但镜片后面的眼睛没有了往日那种云淡风轻的从容。眼袋很明显，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他看到我进来，嘴角动了一下，似乎想扯出一个笑容，又似乎想说点什么，最终什么表情都没能做出来。
他旁边的被告席上坐着孙建军，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头发稀疏，额头上渗着一层细密的汗珠，不停地用餐巾纸擦拭。
旁听席上坐了七八个人。我爸我妈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我妈穿了一件干净的白底碎花短袖，左手打着石膏搁在扶手上，脸上的纱布拆了，露出一道从太阳穴到下颌的暗红色伤疤，像一条蚯蚓爬在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看到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
小姨坐在我妈旁边，穿着一件素色的连衣裙，手里紧紧攥着一包纸巾。苏明宇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低着头，不敢跟任何人有眼神接触。还有几张我不认识的面孔，大概是苏建民那边的亲戚。
法官入席。全体起立。落座。锤声响起，清脆短促。
“原告苏棠诉被告苏建民、孙建军隐私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法庭调查开始。秦悦站起来，用她一贯冷静平稳的语调陈述了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她说得很简洁，每一条都有证据支撑——房产信息查询记录的三次截图、时间戳、IP地址和操作员工号都指向孙建军；孙建军和苏建民之间的通话记录，通话时长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苏建民在家宴上提出的要求以及后续的威胁电话录音。
秦悦每展示一项证据，法官都会转头看向被告席，问一句：“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交的这项证据有无异议？”
苏建民的律师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姓魏，看起来经验老到。他站起来，语气不急不缓，辩称当事人获取原告信息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不构成侵权。他还试图把话题引向“家庭内部矛盾”，暗示原告“小题大做”。
“法官，我的当事人与原告是亲舅甥关系。原告常年在广州工作生活，家中长辈对其工作生活状况不了解，出于关心而进行了一些询问。虽然方式可能存在不当，但主观上并无侵害隐私权的故意——”
“反对。”秦悦站起来，“被告方在混淆‘关心’与‘非法获取’的概念。我的当事人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她的收入、房产、工作单位等信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被告苏建民未经本人同意，通过不正当渠道系统性获取原告的敏感个人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原告施加压力、提出不正当要求，这一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关心’不是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反对有效。被告律师请围绕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魏律师的脸色微微一沉，但很快恢复了职业化的平静。
“那么请原告方说明，我的当事人获取这些信息之后，对原告造成了什么实际损害？”
秦悦转向法官：“被告获取原告房产信息后，在家族聚会中当众提出要求原告将房产无偿转让给其外甥苏明宇，遭到原告拒绝后，进一步升级为威胁恐吓——包括但不限于对原告及其父母进行人身威胁，扬言要让原告的父亲失去出租车营运资格，让原告的母亲失去超市工作，还声称要利用关系影响原告在广州的工作。”
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像风吹过树叶。
“证据呢？”魏律师追问。
秦悦不慌不忙地打开另一份文件：“这是我方证人苏明宇的证词。苏明宇是被告苏建民的外甥，他在证词中详细陈述了他于某月某日偷听到的苏建民与其母亲张春芳的通话内容，其中包含了上述威胁言论。”
苏建民猛地转头看向旁听席，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最后一排角落里的苏明宇。苏明宇没有抬头，但后背明显绷紧了，两只手死死攥着膝盖上的裤子。
“这是单方证词——”魏律师试图反驳。
“法官，我方还有苏建民打给我当事人父亲赵建国的威胁电话录音。”秦悦拿出一张光盘，“电话中苏建民明确表示‘在县里认识的人多，真闹僵了对谁都没好处’，并要求原告父亲转达让原告‘不要折腾’。这份录音我方已经提交法庭作为证据。”
光盘被法警接过，放入播放设备。法庭的音响里传出了苏建民的声音——“你跟苏棠说，别折腾了。一家人闹到外面去，对谁都不好。她在广州工作，名声要紧。我在县里认识的人多，真闹僵了对谁都没好处。”
录音播完，法庭里安静了好几秒。苏建民的脸从铁青变成了灰白，腮帮子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抠着，指节发白。
然后是孙建军被传唤作证。
他站起来的时候腿是抖的，额头上的汗冒得更厉害了，白色衬衫的领口已经被汗浸透了一圈，贴在脖子上，像套了一个湿漉漉的项圈。
“孙建军，你与原被告分别是什么关系？”
“我……我跟苏建民以前是同事，在县教育局共事过八年。”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六年前我调到广州天河区教育局，之后一直有联系。”
“被告苏建民是否委托你查询原告苏棠的个人信息？”
“是。”他低下头，“他跟我说，外甥女在广州买了房，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说是长辈关心晚辈。”
“你通过什么渠道查询的？”
“我……我通过房管系统的内部账号查了她的房产备案信息。”孙建军的声音越来越低，“第一次查的是购房合同备案，第二次查的是不动产权证信息，第三次查的是户型图和面积。”
“你知道这种查询需要本人授权吗？”
“知道。”他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但是苏建民说是一家人，没那么多讲究，我就是……就是帮老同事一个忙，我真的没收钱，一分都没收。”
“你知道这个‘忙’的后果吗？”
孙建军沉默了几秒，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愧疚，又像是恐惧，更像是终于卸下了一个背了很久的包袱。
“知道。我被单位停职了。房管系统也对我启动了审查。”
秦悦转向法官：“法官，孙建军的证词与原告方提交的查询记录完全吻合，证据链已经完整闭合。被告苏建民通过职务关系委托公职人员非法查询原告的个人敏感信息，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原告隐私权的严重侵害。”
接下来是法庭辩论。秦悦和魏律师唇枪舌剑了几个回合，魏律师的辩护空间越来越窄，声音也从一开始的底气十足变得越来越弱。孙建军的证词加上查询记录的系统日志，事实部分几乎没有辩驳的余地。魏律师最后只能退到“主观无恶意”和“未造成重大实际损害”的防线上打感情牌——说苏建民是“一时糊涂”，是“出于对家族晚辈的关心”，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处理。
秦悦的回应简短有力：“法律保护的是权利，不是动机。‘善意’不是违法的通行证，‘亲情’不是侵权的挡箭牌。如果每一个侵权者都可以用‘我是为你好’来开脱，那么隐私权就是一纸空文。”
最后陈述阶段，秦悦问我要不要说几句。
我站起来，转向法官，又看了一眼旁听席上我爸妈的方向。我妈坐在那里，背挺得直直的，左手打着石膏，脸上那道伤疤在法庭惨白的灯光下格外刺眼。我爸坐在她旁边，一只胳膊搭在她身后的椅背上，无声地守护着她。隔着几排座椅的距离，我们对视了一秒。
“法官，”我开口，声音很稳，比我预想的要稳得多，“我从小在县城长大，在苏家长大。在这个地方、这个家庭里，女儿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女儿的工资不是自己的，女儿的人生选择更不是自己的。因为你是女儿，所以你的东西应该给兄弟，你的付出是应该的，你的反抗是不孝，你的法律权利是‘小题大做’。我用了很多年才想明白，这不是我的问题，是这套规则的问题。今天坐在这里，我不是为了报复谁。我只是想证明一件事——女儿的权利，和儿子一样。女儿的尊严，不容侵犯。”
我坐下来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轻轻鼓了一下掌，又赶紧收住了。
小姨在擦眼泪，纸巾湿透了一张又换一张。苏明宇还是没有抬头，但我看到他抬手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我妈没有哭。她只是看着我，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幅度很小很小，但我知道，那是她在对我笑。
苏建民始终低着头，没有看我，也没有看任何人。
法槌落下。
“原告苏棠诉被告苏建民、孙建军隐私权纠纷一案，本庭经审理认为，被告苏建民通过被告孙建军非法获取原告个人信息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一千零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秦悦在桌子下面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腕。
“被告苏建民、孙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苏棠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两万元，并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被告孙建军所在单位对其违规查询行为的处理，不属本庭审理范围，另行依法处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锤声再次落下。清脆，短促，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溅起了涟漪。
结束了。
走出法庭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正烈，梧桐树的花絮被风吹得满天飞舞，落在台阶上、落在头发上、落在肩膀上，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空气热得发黏，但我觉得浑身轻松，像是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终于可以大口呼吸了。
秦悦跟我握了手，说判决书正式生效后会发给我，后续如果对方上诉，她也会跟进。我说好，谢谢你。她说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但她说完之后，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不是职业性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
我爸推着我妈往停车场走。我妈坐在轮椅上——其实她不用坐轮椅，是我爸坚持推的，说从法院出来要“正式一点”。他推得很慢，像在推一辆装满珍宝的车，小心翼翼，无比郑重。
“棠棠，”我妈忽然叫我。
“嗯？”
“赢了？”
“赢了。”
她点了点头，看着远处被太阳晒得白茫茫的马路，没有说话。但我看到她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擦了擦眼角。
苏明宇从后面追上来。
“姐，”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表情复杂得难以形容——有愧疚，有释然，有一种卸下重担之后空空荡荡的茫然，“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什么都别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今天坐在那里，就已经够了。你妈那边——”
“我会处理的。”他打断了我，难得地坚定了一次，“姐，以后你们家的事，我站你们这边。”
他说完转身就跑，像是怕我反悔似的。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梧桐树的阴影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拧掉我芭比娃娃脑袋的胖小子，想起那个在家宴上从头到尾低着头不敢说话的怂表弟，想起那个在茶楼里跟我说“我妈说什么我听什么”的年轻人。
人是会变的。
只要有一个人先站出来说“不”。
小姨最后一个从法院里出来。她眼睛红红的，纸巾还攥在手里，碎成了一团。她走到我面前，停了一下，然后用力抱了我一把。她身上有洗衣液的香味，还有一点点汗味，抱得很紧，紧得我肩膀都有点疼了。
“棠棠，小姨以前对不住你。”她松开我，吸了吸鼻子，“以后不会了。”
“嗯。”我点点头。
阳光很好。梧桐花絮还在飘，漫天飞舞，像一场迟来的、温暖的雪。
车子驶出法院大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扑扑的老楼，国徽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
第11章 尘埃落定之后
判决书下来之后的那几天，我家安静得不真实。
电话不响了。家族群彻底沉了。大舅妈没有再来闹，二舅也没有再打电话威胁，连外公那边都悄无声息，像是所有人都约好了似的，一起按下了暂停键。
我妈的手腕在慢慢恢复，石膏从厚重的白色换成了轻便的固定支具，脸上的伤疤颜色也越来越淡。医生说伤口恢复得不错，用祛疤膏坚持涂半年，应该不会留太明显的痕迹。她每天早晚对着镜子涂药膏，涂得很仔细，像在修复一件心爱的旧瓷器。
“妈，我来帮你。”
“不用，我自己够得着。”她对着镜子，用棉签蘸了药膏，一点一点沿着伤疤的边缘涂抹，动作很轻很慢，“以前总觉得脸上有没有疤无所谓，反正也不给谁看。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她放下棉签，从镜子里看着我，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现在这疤是我自己的。我留着它，不是给别人看，是给我自己看。提醒我，以后谁都不能再欺负我。”
我靠在卫生间的门框上，看着镜子里的她。五十多岁的女人，半头白发，脸上的皱纹像年轮一样刻着岁月的账本。她一辈子都觉得自己的脸不重要、自己的手不重要、自己的感受不重要。她活着就是为了给别人当拐杖、当抹布、当提款机。而现在，她对着镜子给自己涂药膏，说这道疤是她自己的。
“妈，你想不想去做个头发？”
“做头发？”她愣了一下。
“换个发型，染个颜色，精神一点。”
她想了想，说：“等石膏拆了吧。顶着一头白毛去打官司，你二舅还以为我被他打老了十岁呢。”
我笑了，她也笑了。卫生间里飘着药膏淡淡的薄荷味，窗外的夕阳把镜面染成了金色。
家里其他人的生活也在慢慢恢复。我爸继续跑出租，每天早出晚归，膝盖的伤还没好利索，走路的时候有点瘸，但他不肯歇，说在家闲着反而难受。小姨把秀英超市的招牌重新粉刷了一遍，把货架重新排了一遍，说新气象要有新面貌。她还在店门口贴了张招聘启事，想招个店员帮忙看店。我妈去应聘了。小姨说姐你别闹，你来帮忙我还能让你干重活？我妈说我不是来帮忙的，我是来上班的——你把待遇写清楚，工资按时发，加班给加班费，该咋咋的，别因为我是你姐就糊弄。
小姨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笔，把招聘启事上的“待遇面议”划掉，工工整整写上了月薪、工时和加班费标准。
“行不行？”她抬头看我妈。
“行。”我妈看了一眼，“比超市多两百。”
“那是，自己家姐，不能亏待。”
“公事公办，别提姐。”
小姨笑出了声，笑着笑着又抹了把眼睛。
苏明宇那边也有变化。他辞了县城那份混吃等死的工作，报了个编程培训班，学费是他自己攒的，没跟他妈要一分钱。他给我发了条微信，说培训班在广州，等到了广州请我吃饭。
“姐，我想好了。以前我妈什么都给我安排好了，工作是她找的，房子是她出首付的，我什么都不用想，跟个提线木偶似的。以后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你女朋友那边呢？”
“小蕊？她支持我。她说等我学完了，她跟我一起去广州。她说你姐能在广州站稳脚跟，咱们也能。”
“那婚房呢？”
“九十平够了，两个人住绰绰有余。等以后有了孩子再换大的，自己挣钱换，不用别人给。”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打了四个字发过去：“姐为你骄傲。”
他回了一个表情包，是只傻笑的柴犬。
大舅和大舅妈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苏明宇跟我妈说，大舅的汽修店被查了好几次——消防不达标、营业执照过期、占道经营，以前打个招呼就能通融的小问题，现在按规矩来了，罚款单一张接一张。大舅妈去跟人理论，被怼了一句话——“你以为你小叔子还能帮你摆平？”大舅妈当场就哑巴了。
苏建民的日子更难过。判决下来之后，他在单位忽然被人孤立了。没人明说，但科室开会没人通知他，同事聚餐没人叫他，以前见到他笑脸相迎的人现在都绕着走。他去找局长说理，局长打了个哈哈，说建民啊，你也是老同志了，有些事自己心里要有数。孙建军从法院回来后托人带话给我，说想当面跟我道歉。我回了一句话——不用跟我道歉，跟我爸妈道歉。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
他来的那天是周六下午。我爸开的门，看到是孙建军，愣了好几秒。孙建军手里拎着果篮，身后还跟着他老婆，两个人站在门口，局促得像两个做错了事被叫到办公室的学生。客厅里，我妈坐在沙发上，手上的固定支具刚拆掉，手腕上还留着一圈浅浅的红印。孙建军站在她面前，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半天没直起来。
“大姐，对不起。我做的事不地道，害您受苦了。”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坐吧。喝茶吗？”
孙建军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会被请喝茶。他老婆在旁边眼眶都红了，一个劲地说“谢谢大姐”。
我爸泡了壶铁观音。四个中年人在客厅里坐了一个下午，聊了什么我没细听。我只知道孙建军走的时候，我爸送他到楼下，还说了句“路上慢点”。
我问我妈：“你不恨他？”
“恨。”她说，“恨了好几个晚上。后来我想明白了，恨他有什么用？他又不是我亲兄弟，就是一个被苏建民拉下水的人。他自己也受了处分，丢了面子丢了工作，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说到底，他也是你二舅手里的一个棋子。”
“那你原谅他了？”
“不是原谅。”她想了想，“是放过了。放过他不是因为他值得原谅，是我自己不想再背着了。恨一个人太累了，我背了苏家五十年的账，背够了。以后谁对不起我，我当场就告诉他。但过去的事，能放的我就放了，不是为他们，是为我自己。”
我坐在她旁边，把她的手握在手里。手腕上那圈红印还很清晰，皮肤比其他地方更嫩一些，新长出来的，带着淡淡的光泽。我轻轻摩挲着那圈印记，像在抚摸一道年轮。
“妈，你真的变了。”
“变了好还是不好？”
“好。好得不得了。”
她低下头，嘴角微微上扬，把我的手拍了拍。窗外有鸽子飞过，翅膀扑棱棱的，划破了午后的宁静。
又过了几天，小姨忽然给我打电话，语气有些犹豫。
“棠棠，你外婆想见你。她说，想看看你妈。你敢不敢去？”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好一会儿。窗外是广州灰蒙蒙的天空，远处的高楼被雾霾模糊了轮廓。
“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你要是不想去，我帮你推了。”
“……去吧。我妈去吗？”
“她说去。”
“那我陪她。”
第二天下午，我和我妈一起去了外公家。
还是那栋红砖楼，还是那股樟脑丸和旧家具的味道，但楼道里的声控灯修好了，灯光照得墙壁上的裂纹清清楚楚。开门的是外婆。她看到我们，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拉着我妈的手不放，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秀兰，你瘦了。”然后看到了我妈脸上的疤，伸手想碰又不敢碰，手指停在半空中，抖得厉害。
我妈握住她的手：“妈，没事，快好了。”
外公坐在沙发上，还是那把花椒木拐杖，还是那件灰衬衫。但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头发白得更多了，脸上的皱纹像被刀刻深了一遍。他看到我们进来，嘴唇动了动，没有像上次那样拍桌子。他拄着拐杖站起来，站得不太稳，膝盖似乎弯不下去，僵直着。
“来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嗯。”我妈应了一声。
外婆端茶倒水，我妈坐在沙发上，外公站在窗边，背对着我们，看着外面那两棵柿子树。青色的柿子已经微微泛黄，挂在枝头，风一吹轻轻晃动。沉默了很长时间。
“判决书我看了。”外公先开了口，声音闷闷的，“我不识字那么多，让你外婆给我念的。念了两遍。你二舅做的事，是犯法的。法院判得对。”
我妈抬起头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这辈子，做事不公道。”他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嘴唇在发抖，“对你妈不公道，对你不公道，对棠棠也不公道。以前觉得儿子才是根，闺女养大了是别人家的人。现在你二哥要坐牢了，你大哥连门都不敢登，来看我的只有你大姐——就是你小姨。闺女一个一个让我给推走了，到头来在我身边的，还是被你大哥二哥嫌弃不要的闺女。”
他停顿了一下，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好几次。
“秀兰，”他的声音忽然哑了，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你小时候挨的打，爸还记得。爸拿笤帚抽过你，拿皮带打过你。你不听话爸打你，你听话爸也打你——因为爸那时候心里有气，觉得你妈生不出儿子，觉得你是多余的。爸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最错的就是对不起你。”
拐杖在地上抖得咯咯响。外婆在旁边抹眼泪，抹完又抹。
“建民的事，爸知道错了。但爸老了，没力气管教他了。他犯了法，该怎么判怎么判，爸不拦着。但你是爸的女儿，爸得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客厅里安静得只剩墙上老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我妈坐在沙发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肩膀绷得很紧。她的眼眶红了，嘴唇抿成一条线，但没有哭。
“五十多年了，”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您第一次跟我说对不起。”
外公站在那里，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淌下来，打湿了衬衫的领口。
“爸不是个好爸。”他说。
“我知道。”我妈说。
“爸以后……”
“不用以后。”我妈打断他，“您要说的话，今天说了就够了。您不用改，您八十多的人了，改不了了。我也不用您补偿，您也补偿不了。但您今天跟我说了对不起，您是我爸，我收着。以后逢年过节，我还是会来看您。不是因为您是我爸——是因为我还有妈。”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那扇半掩的窗户推开了。风一下子涌进来，吹得窗帘高高扬起，墙上的日历翻了几页。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把她半白的头发染成了温暖的橘色。窗外，柿子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哗作响。
“爸，您知道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什么吗？”她看着窗外，声音很平静，“不是您打了我。是您从来没有夸过我一句。我考全班第三的时候，您说女孩子成绩好有什么用。我在服装厂做工把钱全寄回家的时候，您说应该的。我把棠棠培养成大学生的时候，您说读那么多书没用。我一直在等您说一句‘秀兰，你做得不错’。”
她转过身来，看着外公。
“您今天跟我说了对不起，那这一句，能不能也补上？”
外公愣愣地看着她，眼泪流得更凶了。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我妈面前。他走得很慢，膝盖僵硬，每走一步拐杖都重重地敲在地板上，像老式座钟报时的响声。
“秀兰，”他伸出手，枯瘦的手指在发抖，“你做得很好。你比爸强。你养了个好女儿，你比谁都强。”
我妈低下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她脚边的地板上，洇开小小的圆点。
我也哭了。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地流泪。不是为了外公，是为了我妈——五十多岁的女人，终于从父亲嘴里听到了那句她等了一辈子的话。
回去的路上，我们沿着河堤慢慢地走。晚风从水面吹过来，凉爽湿润，带着水草微腥的气息。河边的柳树垂着长长的枝条，像绿色的帘幕在风中摇曳。远处有人在放风筝，红色和蓝色的风筝在天空中画出好看的弧线。
“妈，你怪我吗？”
“怪你什么？”
“把这个家闹成这样。让大舅店被查，让二舅被判，让外公外婆一大把年纪还为这些事伤心落泪。如果当初我不追查，把房子给了他们——”
“然后呢？”她停下脚步，看着我，“你给了房子，然后呢？然后他们就高兴了？你二舅高高兴兴让你帮他儿子找工作，你大舅妈高高兴兴让你帮明宇养孩子，你呢？你在广州辛辛苦苦加班加点挣的钱，全变成他们的房子他们的车他们的生活费。等再过几年，你想要结婚了，你拿什么当嫁妆？你的房子在别人名下，你的存款在别人兜里，谁还给你？”
风吹起她额前的白发，她用手拂开，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清醒。
“棠棠，这个家不是被你闹成这样的。这个家早就烂了，是从根上烂的。外公重男轻女，大舅贪心，二舅精于算计，舅妈煽风点火，所有人都在拼命从这个家里往外掏东西。你只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不给了’。你不是破坏这个家的人，你是被这个家破坏的人。不是你毁了家，是家毁了你这么多年，你只是不让他们继续毁了。”
夕阳照在河面上，金色的波光碎成千万片，随着水流缓缓漂向远方。远处放风筝的人收了线，风筝缓缓落下去，像一片落叶。
“我爸说得对。”我说。
“你爸说什么了？”
“他说你变了。他说你活了大半辈子，终于活明白了。”
她笑了一下，很轻很淡，但确实是笑了。
“五十年是有点长。但总比一辈子都不明白强。”
我挽着她的胳膊，在黄昏的河堤上慢慢地走。天色越来越暗，河对岸亮起了一排路灯，橙黄色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随着波纹一荡一荡的，像沉在水底的星子终于浮了上来。
远远的，有人在唱戏。河对岸的凉亭里，几个老人拉着二胡，咿咿呀呀的唱腔顺着水面飘过来，是《女驸马》里的唱段——
“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
第13章 愈合
我妈拆石膏那天，是个晴朗的秋日上午。
县医院骨科门诊里排了很长的队，走廊上坐满了人——拄着拐杖的老人，胳膊吊在胸前的年轻人，被父母抱着哭闹的小孩。空气里飘着熟悉的消毒水气味，混着中药贴膏的薄荷味。我妈坐在候诊椅上，手搭在膝盖上，表情很平静，倒是小姨在旁边坐立不安，一会儿站起来看看叫号屏幕，一会儿又坐下。
“姐，你紧张不？”
“拆个石膏紧张什么。”
“万一骨头没长好怎么办？”
“没长好就再打一个月呗。还能怎么办？”
小姨撇了撇嘴，不说话了。
叫号屏幕终于显示了妈妈的名字。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看了片子，说骨裂已经愈合了，恢复得不错。他用电锯小心翼翼地把石膏切开，咔嚓一声，两块石膏壳掉在托盘里，露出下面苍白细瘦的手臂。皮肤因为在石膏里闷了一个多月，有些干燥，有些脱屑，手腕上那圈红印还在，但比之前淡了很多。
“活动一下试试。”医生说。
我妈试着转了转手腕，动作很慢，很小心，像在调试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关节发出轻微的咔咔声，但她没有皱眉。
“疼吗？”
“有一点，不厉害。”
“正常的。这段时间不要提重物，慢慢恢复。做做康复训练，每天用温水泡泡，涂点润肤霜。”
小姨在旁边松了口气，赶紧把带来的润肤霜从包里掏出来，当场就给我妈抹上了。我妈嫌弃地躲了一下，没躲开，只能任由小姨搓着她的手。
“姐，你这皮肤干得跟树皮似的。”
“那你还搓。”
“就是要搓，搓开了才吸收。”
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人，在诊室里为了润肤霜拌起嘴来，医生在旁边忍着笑收拾器械。
出了医院，阳光正好，小姨提议去菜市场买菜，中午一起吃顿好的。她说要买排骨、鲫鱼、新鲜的口蘑，“你姐一个月没喝到好汤了，得补补”。我妈说你说的跟我在坐月子似的。小姨说差不多，伤筋动骨一百天，石膏拆了也是月子里出来的。两个人又你一句我一句地掐了一路。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卖菜的大婶操着本地口音吆喝，卖鱼的大叔把鱼摔在案板上刮鳞，活鱼乱蹦的声音混着讨价还价的嘈杂，空气里弥漫着鱼腥味、血腥味、香料味、还有地上湿漉漉的泥土味。所有的声音和气味搅在一起，热腾腾的，吵吵嚷嚷的，人间的烟火味浓得发稠。
小姨跟卖排骨的阿姨讲了五分钟的价，从八块讲到七块五，最后多要了两根葱。我妈在旁边看着，笑了一声。
“姐你笑什么？”
“笑你。买个排骨跟打仗似的。”
“这叫持家有道。你以为我开超市容易啊？进货的时候跟那些供应商斗智斗勇，比这个难多了。”
我妈没再说话，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但我看到了——她眼里有一种久违的轻快，像是卸下了一个背了很久的包袱，忽然不知道手该往哪放了。
那天中午，小姨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排骨、鲫鱼豆腐汤、清炒口蘑、凉拌黄瓜、糖拌西红柿，还有一碗我妈最爱吃的鸡蛋羹。我爸回来的时候看到满桌子菜愣了一下，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小姨说谁大方了，AA制，待会儿跟我算账。我爸嘿嘿笑了两声，去厨房洗手了。
吃饭的时候，小姨忽然放下筷子，神色认真起来。
“姐，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什么事？”
“我把超市隔壁的店面盘下来了。”
“隔壁？隔壁不是卖五金的吗？”
“老周不干了，转让。我想把它打通，扩成一个大一点的超市。货架重新排，品类加一些，搞个冷柜卖速冻食品和冰淇淋。”小姨停了一下，“我差几万块的周转资金，想找你借。按银行利息算，分期还。要写借条、签字画押、标明利息和还款日期，一切按规矩来。”
我妈愣了一下，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
“你是我妹，不用——”
“要。”小姨打断她，“一定要。我跟你借钱不是因为你是姐，是因为你的条件比银行好。但亲姐妹明算账，该写借条的写借条，该算利息的算利息。以前我们苏家的规矩是大的贴小的，小的啃大的，越贴越穷，越啃越烂。那个规矩是苏建民他们的规矩，不是咱们的。从今天起，咱们姐妹之间有借有还，清清楚楚。”
我妈没有说话，看着小姨，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她点了点头。
“好。吃完饭写借条。”
“成交。”
我爸在旁边默默夹了块排骨，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憋回去了。
吃完饭，我妈洗碗，小姨擦桌子，我爸去阳台收衣服。窗外有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踢球，笑闹声一阵一阵传进来，偶尔有球砸在墙上发出闷响。秋天的阳光不烈不燥，暖暖地铺在地板上，把磨得褪了色的瓷砖照得发亮。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妈单手洗碗的背影——一只手刚拆了石膏，还不太敢用，但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干活了。水流哗哗地响着，泡沫从她指缝间溢出来。
“妈，拆了石膏也得休息几天，你别太累了。”
“不累。”她头也没回，“闲着才累。”
“你妈就是这样，闲不住的人。”小姨在客厅里擦着桌子，头也不抬地接了一句，“她这辈子要是不这么勤快，早就被苏家榨干了。幸亏她勤快。”
我妈没接话，继续洗她的碗。我靠在门框上，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个厨房，也是这个背影。那时候她刚下班回来，围裙还没系好就开始洗菜做饭，大舅一个电话打来说外公要她回去一趟，她放下菜刀解了围裙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桌上的菜凉透了，我爸坐在沙发上等她，什么都没说。
那时候我想，我妈怎么就这么能忍呢？
现在我知道了。她不是能忍，是还没来得及想清楚。等她想清楚了，谁也挡不住她。
“妈。”
“嗯？”
“你以后还会往外公家跑吗？”
她关掉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转过身来看着我。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打在她的侧脸上，把那道疤照得若隐若现。
“跑啊。你外婆还在，我能不去看她吗？但以后去之前我会先问问自己——这次去，是因为我想去，还是因为别人让我去。如果是我想去，我就去。如果是因为怕别人说我不孝，我就不去了。”
她笑了一下，眼角挤出细密的皱纹。
“你外公学会了说对不起，我学会了说‘不’。扯平了。”
小姨在旁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也笑了。阳光在厨房的地板上缓缓移动，一道细细的光带从灶台爬到碗柜上，亮闪闪的，像一条小小的金河。
一切都在变好。缓慢地，笨拙地，但确实在变好。
第14章 各奔前程
深秋的时候，我回了广州。
走之前，我妈给我打包了一行李箱的东西——自己腌的萝卜干、晒的干豆角、一坛子剁辣椒、两瓶芝麻酱、还有一大包我爸炸的酥肉。我说坐高铁带不了这么多，她说怎么带不了，你以前上学不也这么带的？我说那时候坐绿皮火车，行李不限重。她说那你现在为什么非要坐高铁？坐绿皮不行吗？便宜还能带东西。我说妈，我上班要赶时间。她想了想，把酥肉拿出来了，其他的死活不让我拿出去。
“到了广州别老吃外卖，自己做饭。你那套房子的事先别急，慢慢攒钱慢慢还，别累着自己。”她站在月台上，隔着一道安检线，絮絮叨叨地嘱咐着。
“知道了。”
“你那个秦律师人不错，过年回来请人家吃顿饭。”
“知道了。”
“还有，明年过年你回来，咱们去你外婆家吃年夜饭。你外公说了，让咱们坐主桌。”
我愣了一下。在苏家，主桌从来都是男丁坐的。过年过节，女儿和孙女们都在厨房里忙活，端菜上菜，等男人们吃完了才能在厨房里捡剩菜。
“外公说的？”
“他说的。上个月你大舅妈还闹了一回，说主桌坐不下这么多人。你外公说坐不下就把你的椅子撤了，让你站着吃。你大舅妈当场脸就绿了。”我妈说这话的时候，眼角带着一种微妙的、极力压制的快意。
“那他后来坐了没？”
“坐了。还帮你外公夹了菜。”我妈顿了顿，“有些东西，不是一天就能变的。但总要有个开始。”
高铁开动的时候，窗外的景色从灰扑扑的县城变成了连绵的稻田，又从稻田变成了起伏的丘陵。我靠在座位上，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世界，像在看一部按了快进键的电影。手机震了一下，是秦悦发来的消息。
“回广州了？有空来所里坐坐。你二舅的上诉被驳回了，判决维持原判。另外马警官那边正式立案了，你二舅涉嫌寻衅滋事罪，案子已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回了一句：“好。谢谢你。”
又震了一下，这次是苏明宇。
“姐，我在广州了。培训班开课了，住在天河这边一个城中村里，条件有点差但是挺便宜的。你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吃饭。”
“周末吧。你请我吃什么？”
“沙县小吃管饱。”
“抠死你。”
他发了个大笑的表情包。
车窗外，秋天的天空干净得像被人用水洗过的蓝瓷碗。大朵大朵的云从地平线上慢慢爬起来，被风吹成各种形状——像马、像鸟、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城堡。铁轨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回到广州之后，日子恢复了正常的节奏。早上八点半打卡，晚上加班到八九点，偶尔周末也去公司赶项目。我那套番禺的房子还是租出去的，租金抵掉大半的月供，剩下的部分从我工资里扣。租户是一对年轻夫妻，在附近开了一家小面馆，起早贪黑地忙，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
有一次我去收租，那家面馆的妻子挺着大肚子在店里帮忙端盘子，看到我来，赶紧擦了手给我倒水。她问我能不能多签一年合同，说孩子出生以后不想折腾搬家了。我说可以，房租不涨。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非要留我吃碗面。我坐在小小的店面里，面前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汤头浓白，牛肉片薄得像纸，葱花和香菜堆在面尖上，香得让人想哭。
“老板娘，你们这面怎么做的？太好吃了。”
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老方家秘方。你想学我可以教你。”
那天下午，我在面馆后厨学了两个小时的拉面。面团在手里揉得黏糊糊的，拉出来的面条粗细不一，煮出来断了七八根，但老板娘还是很认真地夸我说第一次做成这样已经很有天赋了。我端着自己做的那碗破破烂烂的拉面，坐在傍晚的面馆里，听着外面街上传来的车流声和隔壁水果店的吆喝声，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我妈说的“日子”——不完美、不精致、但热气腾腾的、实实在在的日子。
年底的时候，我去秦悦的律所坐了一下午。她刚结了一个案子，难得清闲，泡了两杯咖啡，跟我聊了很久。她说马警官那边进展顺利，刘老六和郭三都已经认罪，苏建民的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子合并移送检察院了，接下来就是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她说孙建军被单位开除之后，通过朋友介绍去了另一座城市的一家私立学校做行政，工资不高，但比在教育局时踏实。
“他老婆前阵子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了声谢谢。她说孙建军以前总觉得自己混得好，到处帮人办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出了事才知道，那些叫他‘老孙’、跟他称兄道弟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帮他说句话。他说他现在后悔得很，但后悔有用吗？”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苦的，但回甘很明显。
秦悦靠在她那把大班椅上，转了转手里的笔，难得露出一个不是职业性的微笑。
“你这个案子，在我经手的案子里不算最大的，但算是比较有意思的。说到底，你不是在跟你二舅打官司，你是在跟一整套规则打官司。那套规则就是——女儿没有权利拒绝。你打了，而且打赢了。你把一套根深蒂固的潜规则按在了被告席上，用法槌告诉它：你不合法。”
我放下杯子，看着窗外天河区的天际线。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余晖，整座城市在暮色中闪着温柔的橘光。远处的珠江像一条银色的带子，蜿蜒穿过钢筋水泥的森林。
“秦悦，你觉得我外公真的会改吗？”
“不知道。”她摇了摇头，“但你的行为已经产生了影响，这是不可逆的。你妈妈变了，你小姨变了，你表弟苏明宇也变了。至于你外公能变多少，那是他的课题，不是你的。”
“你说的对。”我说。
窗外的夕阳慢慢地沉下去，天边的云被烧成了金红色，像一大片燃尽的余烬。城市的灯火一颗一颗亮起来，先是东边的高楼，然后是西边的居民区，最后是远处江面上的游船。整座广州在暮色中缓缓点亮，像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星。
“走，请你吃饭。”秦悦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车钥匙，“楼下新开了一家湘菜馆，剁椒鱼头据说很正宗。”
“你请？”
“我请。算是庆功宴。”
“那我就不客气了。”
电梯里，秦悦忽然说了一句：“苏棠，认识你这么久，我发现你变了不少。刚来找我的时候，你满脑子都是‘我该怎么办’、‘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现在你整个人松下来了。”
“是吗？”
“是。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放松吗？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守得住自己要什么的人。”
电梯门打开，傍晚的风裹着广州特有的潮湿空气扑面而来，带着街角牛杂摊的香气和远处江水的腥味。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赶着去某个地方见某个人。
我站在律所楼下，深深吸了一口气。这座城市的味道，我已经闻了这么多年，但今天闻起来格外真实——不是向往，不是逃离，是归属。
手机又震了。家族群里有人发了一条消息，是外公发来的语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开了。
“棠棠，外公给你买了一条红围巾，让你妈寄给你了。广州冷，别冻着。”
语音很短，只有十几秒。声音还是那么沙哑，还是那么慢吞吞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声调。但这是他第一次说“别冻着”。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打了一个字发过去。
“好。”
外面的夜色越来越浓，城市的灯火越来越亮。我把手机收进口袋，跟上秦悦的脚步，融进了这座城市的夜色里。街角的牛杂摊冒着白腾腾的热气，老板娘拿着大勺在锅里搅着，咕嘟咕嘟的声音混着食客们的笑闹声，在暮色中荡漾开来。湘菜馆门口排着长队，红灯笼亮了，映在来来往往的人脸上，每个人的脸都是暖色的。
第15章 归途
过年了。
今年没有鸿门宴，没有逼宫，没有在饭桌上拍桌子摔筷子的戏码。大年三十的早晨，我妈六点就把我叫起来了，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锅里的水烧得咕嘟咕嘟响。她今年的气势跟往年不一样——往年过年她紧张得跟打仗似的，生怕哪个菜没做好惹外公不高兴，连葱花的粗细都要反复调整。今年她站在厨房里哼着黄梅戏，刀在砧板上笃笃笃地响，节奏轻快，像在打拍子。
“妈，你唱什么呢？”
“《女驸马》。你没听过？”
“听过。你以前从来不唱戏的。”
“以前没心情。”她把切好的葱花拨进碗里，“今年有。”
我爸在客厅里贴春联，今年终于没有贴倒了——我妈在旁边盯着他贴的，他说倒着贴福才到，我妈说你贴了二十年也没见福到多少，今年正着贴。我爸乖乖地贴正了。贴完之后退后两步看了看，摸了摸下巴说，确实比倒着好看。
傍晚五点半，我们一家三口拎着大包小包到了外公家。开门的是外婆，穿着一件暗红色带暗纹的新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精神很好。她看到我们，脸上的皱纹全都挤到了一起，笑得跟朵菊花似的。
“来了来了，快进来，外面冷。”
屋子里的人比往年少了。大舅家只有苏明宇一个人来了，大舅和大舅妈没来，据说是因为上次的事抹不开面子，自己在家里过的。不过苏明宇带来了他的女朋友小蕊，一个圆脸的姑娘，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坐在沙发上大大方方地跟每个人打招呼，不像以前苏家的媳妇们那样缩手缩脚。苏明宇偷偷跟我说，小蕊已经答应了他的求婚，等培训班毕业找到工作就领证。
二舅没来。这个不意外——他的案子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虽然取保候审，但他大概也没脸回来吃这顿年夜饭。二舅妈和浩然也没来。倒是小姨一家全来了——小姨夫周德顺难得穿了一件新夹克，拘谨地坐在沙发角落里剥橘子，把橘子瓣上的白络一根一根摘干净了才递给我妈。
主桌的座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往年主桌坐的是外公、大舅、二舅、我爸、小姨夫，偶尔加上大舅妈。今年外公照例坐在主位上，但他指了指身边的座位，说：“秀兰，你坐这儿。”
大舅妈不在，没人反对。我妈坐了下去，动作很稳。然后是外婆、我爸、小姨、小姨夫。我坐在我妈旁边。苏明宇和小蕊坐在对面。
外公端起酒杯，手有点抖，酒洒出来几滴落在桌布上。他环顾了一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屋子里很安静，连厨房里烧水的声音都能听见。
“今年人少了。”他的声音沙哑，语速很慢，“人少了，但清静。往年吵吵嚷嚷的，今年总算能好好吃顿饭了。过去的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有些事，是我这个当家人没当好。以后——以后改正。”
他没有说具体改正什么，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懂了。他用筷子的尾端指了指我，嘴角抽搐了一下。
“棠棠，吃菜。”
这是他第一次在年夜饭上主动给我夹菜。夹的是一只鸡腿，从砂锅里捞出来的，汤汁顺着筷子滴在桌上。我低头看着碗里的鸡腿，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等这只鸡腿我等了二十多年。
小时候过年，砂锅里的鸡腿永远是大舅家明宇的，有时候两只都归他。有一年我偷偷夹了一只，大舅妈当场就说了句“丫头吃鸡腿长那么壮干嘛”。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苏家年夜饭的鸡腿。
“谢谢外公。”我夹起鸡腿，咬了一口。很烫，舌头被烫得发麻，但肉很嫩，汁水饱满。咽下去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苏家这桌年夜饭，我终于吃出了味道。
外婆在旁边给我夹菜，一个劲地说“多吃点多吃点，在外面吃不到家里的味道”。我妈给她盛了一碗汤，她接过去喝了一口，笑着说了声“好喝”。小姨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冲我挤了挤眼睛。
外面有人放烟花。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朵一朵的烟花在夜空中炸开，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此起彼伏地绽放又消散。鞭炮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火药的味道，远处有人家的电视里放着春晚的开场曲，音量开得很大，热闹的歌声顺着风飘过来。
零点钟声敲响之前，我走到阳台上透口气。夜风很凉，带着冬天的凛冽和远处鞭炮的火药味。头顶的夜空被烟花的余烬染成了暗金色，星星被遮住了，只剩一弯细细的月牙挂在天空。
苏明宇跟了出来。
“姐。”他靠在栏杆上，看着我。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去年没给我房子。”他说得很认真，“真的。如果你当时心软了，我现在可能还窝在那套不属于我的房子里，当一个别人眼里的窝囊废。是你让我知道，不靠别人也能活。现在我自己租房子、自己交学费、自己找工作，挺累的，但踏实。小蕊说我现在像个男人了。”
“你本来就该是个男人。”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对小蕊。她愿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跟着你，你以后发达了别辜负她。”
“我知道。”他点了点头，然后忽然笑了一下，“姐，等我出息了，我给你买条金项链。”
“我不要金项链。你把借我的五千块钱还了就行。”
“那算了，还是说金项链吧。”
我踹了他一脚，他笑着躲开了。
远处的烟花还在放，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中炸开，照亮了我们两个人的脸。他站在我旁边，安静了一会儿，忽然又说了一句。
“姐，我妈今天没来，但她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她说——对不起。”
我转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在烟花的光亮中忽明忽暗，有些忐忑，有些尴尬，像在等我的反应。
“她自己为什么不说？”
“她说没脸见你。”
“那让她多攒点脸，攒够了亲自来跟我说。”
“好。”他点了点头，想笑又没笑出来，“我回去就跟她说。”
烟花灭了，夜空重新暗下来，但远处还在不断地升起新的烟火，一声接一声的爆响在天地间回荡。夜的凉意从衣领钻进来，我打了个寒颤。
“回去吧，外面冷。”我说。
“你先回去，我再站会儿。”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忽然又叫住我。
“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回到客厅，春晚刚好开始倒计时。电视里的主持人声嘶力竭地喊着“五、四、三、二、一——”，所有人一起跟着喊，声音大到把电视的声音都盖过去了。小姨抢在我妈前面说了句“姐新年快乐”，我妈笑着拍了拍她的手。外婆笑得合不拢嘴，眼角挤出了泪花。苏明宇从阳台跑回来，在零点那一刻把小蕊搂在怀里，小蕊脸红了一下但没有躲。
窗外的鞭炮声炸成了一片，整个县城的夜空都被烟火点亮了。红的绿的紫的银的，此起彼伏地绽放，像是在给这漫长的一年画上一个轰轰烈烈的句号。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屋子的人——满头白发的外公外婆、头发花白的爸妈、正在悄悄抹眼泪的小姨、笨拙地搂着女朋友的苏明宇——忽然觉得很恍惚。去年的年夜饭，我摔了筷子走人，我妈在卫生间里哭，我爸攥着拳头一夜没睡。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家已经烂到骨子里了，没救了，永远都不会好了。
但这一年，我妈学会了说“不”。我打赢了官司。我爸在法庭上站起来说了“凭什么”。小姨把隔壁的五金店盘下来，和我妈合伙扩大了超市。苏明宇去了广州，靠自己活出了个人样。外公在年夜饭上说出了“以前是我没当好家”。
不是所有伤口都能愈合，不是所有的错都能被原谅。那个家曾经给我妈的伤害，那些重男轻女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一个官司、一顿年夜饭就能抹掉的。墙上的裂痕还在，也许永远都会在。但至少裂痕不再扩大，不再漏水，不再把一家人冻得瑟瑟发抖了。至少有人开始承认，那确实是裂痕，不是花纹。
我们缝缝补补，我们推倒重来。我们不一定能把旧账全部还清，但我们不会再欠新账。这就是好起来了。
我拿起手机，给秦悦发了条微信：“秦律师，新年快乐。今年辛苦了，明年还要继续麻烦你。”
她秒回：“新年快乐。麻烦我不怕，按时付费就行。”
我笑了一声。
然后我又发了一条，是给所有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里陪着我走过来的人——我的爸妈、小姨、苏明宇，还有那个在急诊室帮我妈处理伤口的护士、那个帮我爸做笔录的马警官、在面馆后厨教我拉面的老板娘。
“新年快乐。愿新的一年，每个好人都能硬气地活着。”
窗外最后一轮烟花在夜空中炸开，金色的花火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照亮了整条街道。爆竹声渐渐稀疏，像一场盛大的交响乐进入了尾声。旧的一年就这样走了，带着它的伤疤、它的眼泪、它的不甘和愤怒。新的一年来了，带着微凉的夜风、带着妈妈包的饺子、带着爸爸炸的酥肉、带着远方还未说出口的消息。
夜色温柔，人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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